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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月,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一一美国从事出版业务的台庄公司总裁(后来为赛珍珠丈夫),开始任《亚洲》月刊杂志(Asia)主编辑,重新确定了该杂志的办刊方向,它将面向希望读到正式报道和评论的读者,约请有关专家评述亚洲历史、社会和文化。
  当时,多半美国人对欧洲的兴趣比亚洲大,但是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新闻界提供亚洲局势和事件的可靠消息。这一形势之下,每当日本发表新的战争狂言或是调遣军队,《亚洲》的订单就紧跟着直线上升。
  1935年4月起,赛珍珠担任《亚洲》杂志“亚洲书评”一栏的编辑,负责请人为她指定的书籍写书评,她自己也写。仅在四月号的栏目上,她就评论了七本书:《我们必须在亚洲打仗吗?》、《美国外交游戏》、《儒家思想和现代中国》等。赛珍珠也曾是庄台公司的股东,庄台公司负责的《亚洲》杂志社是她宣传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由于该杂志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待中俄两国的共产主义,所以供稿的进步人士及亲共人士也特别多,其中有史沫特莱、斯诺夫妇、斯特朗,还有宋庆龄、林语堂、胡适等。同时《亚洲》杂志还曾登载过鲁迅、柔石、茅盾、郭沫若、丁铃、萧乾等左翼作家作品的译文,把中国的新文学介绍到西方。我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主要章节也在《亚洲》杂志上分期登载过,它向美国人民展示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的利益着想的运动。
  1941年春,赛珍珠夫妇开始重组《亚洲》杂志的活动后,买断《亚洲》杂志,赛珍珠自任新总裁。东西方协会的教育节目放在《亚洲》杂志上作详细介绍,其他几个援华机构也频频在《亚洲》杂志上刊登大幅广告宣传。
  1942年11月,赛珍珠夫妇把《亚洲》改名为《亚洲与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并把杂志正式归入“东西方协会”。
  1946年《亚洲与美洲》杂志出版12月号后,因资金困难的原因而停止发行。
  
  附:
  1、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军事大转移后,有少数美国人不太相信国民党一再宣扬的“残匪论”。1936年,在中国工作的诺曼·汉韦尔(NormanHanwell)走访了很多人,并且亲自游历、考察红军长征途经的一些地区,将调查结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亚洲》杂志的编辑们说这些文章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红军的最详尽、最可靠的报道”。

  2、《亚洲》杂志1935年的1、2月号和1936年的9月号上分别登了斯诺的论文《鲁迅——白话大师》,和翻译鲁迅的小说《药》、《风筝》等。
  1933年,斯诺在上海访问了鲁迅,写了一篇评传。鲁迅看过译文之后,逐段作了细致入微的订正,写了“对于《评传》之意见”,附于同年11月5日致姚克信后,请姚克转呈作者,予以修改。斯诺的这篇评传,1935年1月以《鲁迅---白话大师》为题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同时还登载了1933年5月26日斯诺专门为鲁迅拍摄的一帧半身照片。斯诺曾把这期杂志寄给鲁迅,查当年1月17日《鲁迅日记》,有“得施乐君所寄一月份《Asia》一本”的记载。
  
  3、《科学世界》编辑部特别推荐刊发的《现代科学在中国》,是丁文江的“绝笔”,原题“Modern Science in China”,载于《亚洲》杂志1936年2月号,“叙述现代科学输入中国及其发展与成长的历史”,“文章浅显,分条缕述,颇足增广我们对于本国科学历史的知识”。
  
  4、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从1932年开始,便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大量漫画。1936年他在《群星报》上发表的反对日本侵略和谴责国民党卖国行为的漫画《标准奴才》,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后来又为美国《亚细亚》杂志转载。
  
  5、海伦∙斯诺写出《1935—1936年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长篇报道。她还满怀激情地写下歌颂“一二·九”运动的长诗《青春和那古老的中国》,赞美中国青年的爱国精神。这些都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1936年8月号上,让全世界听到中国青年的抗日救国呼声。
  
  6、山西太原87岁的郝三丁先生致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提供了当年《毛泽东自传》出版后的“广告资料”:“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向美国记者史诺氏口述身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原文首先在英文杂志《亚细亚》(ASIA)上分四期发表,经本社译出在《战时旬刊》中连续刊出,曾引起读者莫大注意”。

  7、1937年,埃德加·斯诺撰写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在英文杂志《亚洲》上发表。汪衡将其中部分章节翻译,编了两本书,一本叫《毛泽东自传》,一本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两本书均由黎明书局发行。
  
  8、1937年4月,宋庆龄的《儒教与现代中国》在《亚洲》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现载《为新中国奋斗》第87页。
  
  9抗日战争时,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走到哪里,日机就轰炸到哪里。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相继遭到日机轰炸。每次轰炸后,张伯苓都带领师生宣誓要将抗战进行到底。南开师生“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这样痛恨南开?《亚洲》英文月刊援引日本官方言论披露:因为南开是在天津“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的中心”,所以日方“非炸毁(南开)不可”。
  
  10、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带领浙大师生历尽艰辛,先迁建德,又迁江西泰和,1938年夏再迁广西宜山,一年后又迁到贵州遵义。这时全校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及师范七个学院,拥有许多专家和学者,学术空气浓厚,被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 1939年2月20日《亚洲》杂志上刊登了浙大前德文教员米君(Franz Michael)所著《一所前进中之大学》,述浙大1938年在被迫迁校时迁移之经过。
  
  11、1940年《亚洲》杂志9月号,发表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利浦斯题为《保卫中国的民主》的文章,他盛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中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中国工合运动替民主政治奠定了永久的基础,并在文章中说:“中国工业合作社所有民主方法的实际经验及教训,亦大都有助于日后民主体制的实现。全国数千自治生产合作社,不但增加了许多人民急需品的生产,而且更替民主政治奠定了永远的基础,这种和平而建设性的合作机构,在中国发展,已得到其他民主国家极大的援助,而助其发展,乃是帮助中国民主政府之成功的最有效方法。”
  
  12、美联社记者汉森先生首次到河北中部的游击区采访。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他亲眼看到一队游击队,“每行四排,长达一英里”。游击队告诉人民,抗日战争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地租减少了25%,”他写道。“所有债务都推迟3年偿付。从战区逃到这个红色地区的所有难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食。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 保证这些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但在战争期间则有权使用这些不动产。”这些难民来到这个地区时,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处于半饥饿状态。游击队从他们中间吸收了一些人,后来成为最勇敢的志愿战士。
  
  13、1941年9月,《亚洲》杂志上刊登了由海伦·斯诺等翻译的萧红抗日题材的作品《马房之夜》。

  14、1941年10月与1942年7月,《亚洲》杂志先后刊登了宋庆龄《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的重要文章。
  宋庆龄她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文章中指出,国际局势已转为对中国有利,所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英、美和苏联——已经联合在一起。但在回顾当年年初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动内战的人似乎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给敌人打开大门。……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对敌人是有利的。……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妨害抗战事业。相反地,我们人民热烈支持抗日战争,因此压制他们的积极性,毫无疑问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仅与敌人勾结,并且还与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反人类进步的整个阴谋有联系。”她还指出,英美也有这样一些势力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办法就是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些集团,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它们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他们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之后,现在又可能在设法帮助它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她最后说,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将继续奋战,“我希望美英朋友们,为了帮助我们和他们自己,支持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并终止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
  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重要文章中,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决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
  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宋庆龄在文中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并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
  她响亮地宣布:“我国妇女们的觉醒仅仅是在开始。” “我国妇女的斗争史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妇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战争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还深。当打退了侵略而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妇女将与各国妇女站在一起……使将来的一切都向前发展。”
  
  15、二战期间,1944年《亚洲与美洲》刊发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专门报道了卢作孚的事迹。其中引用了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的评价: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实业家。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统一了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和他的公司,用40天的时间,将10万吨战时物资抢运至后方重庆,挽救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1950年6月,卢作孚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搞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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