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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名人赛珍珠 >> 赛珍珠学术资料 >> 赛珍珠的跨文化创作与跨文化比较[赛珍珠作品选集分序]


  中美两国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评论赛珍珠及其作品的论著愈来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她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入,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在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的机会愈来愈频繁的当今,回顾与审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就始终不渝地为沟通东西方文化而奋斗的赛珍珠及其作品无疑将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本卷收入了赛珍珠的三部小说《龙子》(1942)、《群芳亭》(1 946)和《同胞》(1949)。它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着力塑造勤劳勇敢、聪明能干、富有理想的中国妇女的群像;讴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表露了作者全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鲜明立场;突出描写东西方文化(具体地说中美文化)的冲撞与融会。这三大特点正好是赛珍珠跨文化创作与跨文化比较的体现。本文试图结合作品的实例,通过论述作品的共同特点,探讨她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独特风格。
 

(一)


  本世纪60年代在欧美开始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如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意识和社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的政策和观念。在三四十年代处于文学创作盛期的赛珍珠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可供她学习和参考,但她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妇女形象,表现了她们独特的生存状态和独特的精神风貌。她们中大多数人勤劳朴素,聪明能干,自觉自为,有的很勇敢,有的甚至怀有革命抱负,一反传统文学作品中逆来顺受、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的金科玉律、以当贤妻良母为最高理想的妇女形象。赛珍珠创作了有亮色的中国妇女的群像是根据她在中国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表达了她对中国妇女的赞美,寄托了对她们的期望,同时又对她们的落后面进行了鞭笞。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1、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为家庭为社会默默作出无私奉献型。一般说来,她们都是下层社会的劳动妇女。阿兰(《大地》)和林嫂(《龙子》)是这类妇女的典型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制的重轭之下,她们安于一辈子在农田艰苦劳动,在家里辛勤操持家务。她们虽然目不识丁,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是生活的强者,都表现得主动积极,知道如何得体地待人接物。但是她们的人生理想或生平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为绵延后代作贡献,而且为了接续香火而以生子为至上。她们处处为丈夫为子女着想,很少考虑自己的自由和享受。在真切而烦琐的农家日常生活里她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她们处境不同,因而各有鲜明的个性。阿兰出嫁前当富户女佣,出嫁后和王龙过了一段苦日子之后,遭到成了地主的丈夫的嫌弃,因而她养成了沉默、忍耐、不屈不挠的个性。林嫂则性格开朗,尽管接连豪遭不幸,处境艰危,但她和从不变心的丈夫林郯恩恩爱爱,同甘共苦,渡过了一重重难关。总之,她们淳朴的形象包含了回味无穷的美学意蕴,给读者留下永久难忘的印象。
  2、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现代意识型。她们往往是上层社会的富小姐和阔太太。桂兰(《东风·西风》)、路易丝·梁(《同胞》)和吴太太(《群芳亭》)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桂兰出身于富户,受过文化教育,和西洋女子交友,而且有书信来往。在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丈夫的影响下,她从小被母亲灌输的封建思想逐渐被丈夫教导的西方民主思想所代替,而且敢于违背母命,支持兄长娶美国姑娘为妻,她的举动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路易丝·梁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的教育。她爱情至上,习惯于美国生活方式,以追求同白人小伙子谈恋爱和结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吴太太是赛珍珠精心刻画的独具风采的女性形象。她出身名门,祖父是省城里的总督,父亲是李鸿章的随员,而丈夫是地主兼资本家,当地的首富。群芳亭是吴宅大院内吴太太及其率领的女眷日常活动的露天凉亭,这里阴盛阳衰如同大观园。如果把六十多人的吴府比做小大观园的话,那么吴太太在她的公婆死后便享有贾府里老祖宗那种支配一切的威望,并有凤姐的机智、谋略和果敢。吴老爷和亲家公康老爷在她面前黯然失色,成了一无是处的窝囊废。赛珍珠笔下的吴太太则是知书达礼,聪慧柔和,且有现代科学知识,遇事总是独立思考,冷静判断,自然瞧不起无能的丈夫,因而夫妻间无真正的爱情可言。在完成了生育孩子的使命(她仍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封建律条束缚,并把它视为衡量人生目标的最高准则)之后,从她40岁生日起,她便主动与丈夫分房住,并且为丈夫挑选了小妾,她自以为到了能克制肉欲来获得精神自由与张扬的时候了。实质上,她是在不超越当时的道德价值取向(男人可以多妻,而女人绝对要为丈夫坚守贞节)的情况下,对无爱情的封建婚姻作了一次引起家庭风波和社会诧异的反驳。她还不顾府内府外的议论,勇敢地邀请意大利人安修士来吴府当她的三儿、三儿媳和她本人的家庭教师,同时还单独和他讨论天文地理和人生意义。她自认为在精神上已爱上了安修士,把他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安修士死后,遵从他的遗嘱:
  但她把安德雷的孩子们全寄养在祖庙里,等她们上了16岁,她就替她们物色合适的对象。这些女孩早已名声在外,提亲的络绎不绝。每当一个女孩到16岁生日,吴太太就把她叫到自己跟前,告诉她提亲者的情况。吴太太不仅告诉姑娘们提亲者的姓名、年龄、品行,还让她们看照片,这个新鲜办法在城里引起极大反响。
  要是有人对此表示吃惊,吴太太就反问:“是不是只有男方才能看照片?让女方也看看男方的面容,这难道有什么不公平?”
  没有人敢对吴太太的所作所为进行评判,结果,后生们为了荣誉,互相攀比,纷纷把照片交给吴太太……(《群芳亭》第十五章)
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意识还很浓的社会,吴太太这样做不啻给封建包办婚姻丢了一枚炸弹!吴太太有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虽然享受富裕生活.但不留恋物质财富,时刻不忘精神生活中的求索,勇于破除陈规旧金山俗。赛珍珠从各方面把吴太太塑造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非同寻常的女强人的形象。我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吴太太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不烛照了作者的精英心态和美丽理想。在这里,我们很难辨别得出作家主体与人物主体的临界线。吴太太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情感体验的深度和想像力的强度。
  3、追求光明、自由、进步乃至革命型。她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女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半笑、玉儿、梅丽(《龙子》)、玛丽·梁(《同胞》)、露兰(《群芳亭》)都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积极进取,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半笑和玉儿是姑嫂,她俩有共同的语言。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家里已有三个男孩,半笑自然在家中最不受重视,但她聪明伶俐,由于偶然的机会,使她脱离敌占区去重庆上白人办的学校。在校期间,她年龄虽小,却费尽心机为英俊的三哥物色到“仙女”似的嫂嫂——梅丽。玉儿从不识字到克服重重困难学习文化,从主动接受革命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到和丈夫奔赴抗日根据地,再回到家乡敌占区亲自消灭日寇,表现了一个农村青年女子提高革命觉悟的过程。最令人难忘的是,她利用丈夫的姐夫吴廉——投靠日本的汉奸的关系,机智地去匪巢毒死日寇头领。当婆婆得知汉奸女婿也吃了毒鸭肉得重病而为他感到惋惜时,玉儿的回答是:“娘,在如今这个时候,大义更应强似手足的情分。”她处处显示了中华儿女正气凛然的优秀品质。
  与玉儿比,梅丽仅是一个肤浅的爱国者,但她作为驻美外交官的女儿,能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参加抗日,本身应当值得称道。
  在美国长大和受教育的玛丽·梁在抗日战争期间放弃在纽约工作的机会,和兄长詹姆斯一道返回家乡,各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农民服务,移风易俗,将爱情焕发出来的情感变成内在的动力,克服焘大叔这个封建残余分子的种种偏见,高高兴兴地开辟新生活,最终同国内的刘成大夫结婚,永远留在家乡,报效祖国。赛珍珠塑造的这两个归国青年的形象之所以富于光彩,在于她揭示玛丽及其兄长执著的归乡之情不是那些落泊的游子在风雪交加、困顿无依时对温馨家园的浓浓乡思,也不是厌弃喧闹、拥挤的城市生活而对清风明月、小桥流水的农村风光的依依怀恋,而是饱含了一腔爱国主义的激情。作者五十年前精心表现玛丽及其兄长与已经美国化的弟妹对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所作的选择,对当下出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依然没失去其示范意义。
  露兰虽然身在吴府大院之内,但知识丰富,见闻广博,对一般妇女不感兴趣的诸如宪法、国家重建、不平等条约等国家大事十分关切。她把对亡夫的哀思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农村办学的事业里,以至于被保守的良镆视为女共产党员。
  从赛珍珠描述这群女青年及其家属、亲朋好友的笔调里,我们明显感到她对革命青年、革命群众、抗日游击队乃至共产党的友好感情,她把他们看做是抗日的主力和希望。赛珍珠与游击队和共产党没有直接的接触,因而在这方面的描写显得比较含糊抽象。但她在作品里明确提倡爱国主义,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抨击口头爱国者,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鞭挞汉奸走狗,表现了她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
  4、受封建思想束缚、缺乏自觉意识、愚昧落后型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氛围熏染下的生活放荡型。赛珍珠并未掩盖中国妇女封建落后的一面,但总是带着宽容去暴露她们的缺点乃至过错。她对诸如贪图安逸、满足现状的萌萌(《群芳亭》),忍让丈夫而又有虚荣心的梁太太(《同胞》),林嫂的稀里糊涂、对汉奸丈夫惟命是听的大女儿、好逸恶劳的大媳妇、穷困潦倒而鼓动丈夫给汉奸吴廉出卖情报的三堂嫂 (《龙子》),封建顽固的宁可气死也不准儿子同美国女子结婚的母亲(《东风·西风》)和在上海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爱兰(《分家》)等等形象的塑造,都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为背景。通过对她们各个不同个性与命运的描述,作者企图向读者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成了她们的愚昧无知、心灵扭曲,因而使她们可悲地成了当时社会的牺牲品。
  保罗·多伊尔认为赛珍珠不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女权主义者,他的结论是根据她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写了大量关于美国妇女问题的文章得出的。须知,女权主义运动到了60年代才兴起。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从她3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中国题材的小说以及她后来有关美国妇女问题的论述,我们发觉赛珍珠在妇女问题上具有超前意识,她的实际行动证实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的先行者。


(二)


  赛珍珠的一生表明她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为东西方对话和友好相处作了不懈的探索、艰苦的奋斗,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热爱日本人民,把日本作为她的第三故乡,但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她在作品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作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愤怒的斥责,唤醒世界人民起来消灭日本法西斯。《群芳亭》、《同胞》和《龙子》从侧面和正面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群芳亭》里有少数几处从侧面反映抗日战争在吴太太所在城市的余波,揭示中国老百姓在惨遭日寇残害之前天真、乐观甚至麻木不仁的心态:
  泽镆和露兰的事被东洋人突然登陆袭击的消息加快了解决的速度。吴太太听到了这消息,派人找报纸看,她通常从不阅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她所阅读的文章在国家的历史上再平常不过了。诸如几百年前,外国人进行侵略,汉族人总是挺得住。敌人似乎不大可能挺进几百里,打到本省来。(《群芳亭》第十二章)这是吴太太个人的心态。“然而,东洋人的袭击使形势急转直下。政府向内地撤退,泽镆也跟随撤退。第二年早秋的一天,泽镆写信说,他将回家住10至12天时间。”(同上)在政府做官的泽镆回家探亲时,乡亲们的心态是想“听听他对这场新战争的看法,了解他对政府的内迁一事的态度和他对战乱会不会影响米价以及白人会不会帮助东洋倭寇打中国人,还是帮助中国人打东洋倭寇等等问题的预测。没人认为中国会被敌人打败,问题只是进行公开的武装抗争,还是让时间做无声的反抗”。(第十三章)结果,他们听到的是:“东洋鬼子侵占了大片河山,将无数百姓赶出家园。”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富人们仍然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尤其那些商人主要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当吴太太询问长子良镆关于城里的情况时,他的回答是:“买卖虽不尽人意,但还不是太差,仗打完后,又进了一批洋货。”
  《同胞》以抗日战争和战后作为时代背景展开故事,凸现梁博士与他的长子詹姆斯、长女玛丽两代人在国难当头时的鲜明立场。前者是口头爱国主义,后者则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以从美国学到的本领,切实地为乡亲们(广义上的同胞)服务,虽然他们不像《龙子》里的主人公们那样直接打击日本鬼子。
  《龙子》主要写1 937~1 941年南京城西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林郯一家在日寇占领南京时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奋起反击的故事。它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三点:
  1、作者首先通过林嫂与她在白人教会学校避难的妇女们的谈话,从总体上揭露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杀害无数无辜平民百姓的滔天罪行:
  过去似乎有许多城里人希望过敌人早些来,如果敌人一定要来的话,这样老百姓就能太平了。敌人真的来了却如此的疯狂、残酷、凶残和野蛮……甚至比野兽还要凶残。野兽会吃男人和女人,而这些敌人只杀男人,强奸女人。不管女人是年老或年轻,他们全都不在乎。先糟蹋年轻的,而后是年老的……如果一个男人看到敌人后想转身要逃跑,他就会被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在一天里被杀害了。……如果一个男人做事时,动作稍微慢一些,或者太年轻,体力不支,无法做繁重的事,或是一位老人或学者,过去从未干过这类活,那么他就会被杀害,像这样死去的人,一天就有成千上万。(《龙子》第七章)
  据史载,1 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后,在六个星期里,共屠杀了30万人以上。赛珍珠写这部小说时不可能得到日寇屠杀居民的精确数字,只能以成千上万言其多。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她这位小说家像史学家那样地引用翔实的数据。但作者通过小说,向西方国家揭露了像德国法西斯一样凶残的日本法西斯杀人魔王,激起西方广大人民的愤慨。
  2、如果说《拉贝日记》的作者拉贝以有良知的德国公民的身份,记录了日寇大量强奸中国妇女的兽行,赛珍珠则在《龙子》里以极其惊心动魄的笔触描写了日寇强奸的细节。他们把林嫂的大儿媳轮奸至死,下乡找不到女人时兽兴大发,把林郯及其长子捆绑起来,当着他们的面,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林郯英俊的小儿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寇走狗吴廉年迈的胖母亲也被日寇轮奸而亡。作者以此向世人揭示侵华的日本鬼子已经疯狂到连野兽也不如的地步。
  3、作者没有停留在单纯描述中国人民受欺凌的一面,而是饱含激情歌颂中华儿女奋勇杀敌的勇气、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克敌制胜的信心与希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里,林郯夫妇及其子女、媳妇和乡亲们,学会了用挖地道、设陷阱、各个击破、下毒等等巧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表现了他们虽然历尽艰险,但仍然充满生气与活力,其气势如同天上的飞龙。
  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邪恶的势力,可是赛珍珠根据中国的传说和文化内涵,把龙视为人类的神灵和朋友,并且“主宰着人们的繁荣和平安,掌管着风和雨",因而龙成了“一个英雄民族的祖先”,而英勇杀敌的中华儿女自然就是龙的传人。赛珍珠特意在《龙子》封面的背页上题签两个中文字:龙子,并且加上了一段有关中国龙的美丽传说,其赞颂伟大中华民族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于民族存亡之际,赛珍珠对她的“第二个祖国”必胜仍充满信心,号召世界人民抗日援华,世上还有比这患难之交更可贵的吗?
  美国是1941年底对日宣战的,次年赛珍珠应时发表《龙子》,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彼得·康评价这部小说时说:《龙子》是赛珍珠针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农民带来种种灾难而创作的小说。赛珍珠因及时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十分走运:该小说是在美国参战一个月之后出版的,这时美国人急于想读关于他们的亚洲新同盟国的鼓舞人心的故事。书销售量很大(月俱乐部出版公司印刷29万册),据说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付了电影改编版权费十万五千美元。由此可见《龙子》当时在美国影响之大。
  赛珍珠1934年回国定居,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因此她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然而,她居然生动地写出了1937~1941年这段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龙子》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单凭作者高明的写作技巧显然是不够的,她通过掌握当时的大量信息,加上她丰富的想像力,使她笔下的人物很快进入她早已熟悉的文化语境里,因为她“与住在南京附近的农民家庭关系很熟,她了解到这些农民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恐怖局面的反应……日本人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之中激起了一场反抗运动,赛珍珠根据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由此而来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为《龙子》的故事构想了基本的思路”。像集中了许多经验的古今中外的杰作一样,赛珍珠的小说,无论是《龙子》还是她其他的小说,凝聚了她在中国丰厚的经验,而且还融入了她把中国作为第二祖国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意念,再加上她独到的叙事本领,即使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读者重读她的小说时无不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和久久难平的激动。
 

(三)
 

  赛珍珠的力作《大地》、《龙子》、《同胞》和力度相对稍弱的《群芳亭》以及其他的作品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中国上、中、下层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无比悲壮的全景。我们不但为她作品的美感所打动,更为她作品的内涵所震慑。如果当年她用中文创作并在中国出版,她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一席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她在作品里首先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的。换言之,她在创作这些小说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从中国人的视危观察中国和世界,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理、愿望、喜恶、情感和意绪,她为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身显示了她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即跨文化创作的可行性。娴熟掌握英汉双语、熟谙中国国情民情而叙事风格又颇具个性的赛珍珠决定了用英语创作并在美国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效应,这更加证明了她创作取向的正确。这也就是为什么赛珍珠在各种场合都表明她文学的根离不开中国大地。
  然而,在强调赛珍珠把中国主人公放在中国语境里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她笔下不少的中国主人公的性格是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无论他们抗击日寇,还是同西方人相处。众所周知,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国门逐渐启开,已不再是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的封闭社会,因此,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缩影留在了赛珍珠的作品里。
  首先,她生动地描写了东西方文化初次接触时产生种种冲突的戏剧性场面。农妇林嫂及女眷和小孩为了躲避日寇的强奸和屠杀,逃进城里的白人教会学校,寻求避难。她生平第一次见到白种女人的“头发像猫的软毛一样黄,头发并不均匀地撒在头上,像羔羊的毛那样突了出来”。(《龙子》第七章)在林嫂的眼睛里,白种女人的头发无异于动物的毛,对它她并没有产生中国留学生通常赞叹金发女郎时的美感。礼拜堂里唱赞美诗的歌声本来悦耳动听,可是在林嫂的大儿媳兰花听来“好像呜呜咽咽地哭”。兰花被日寇强奸致死后,当白人修女安慰林嫂时,林嫂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完全隔阂而误解了修女的一片好意,责怪白人修女见到她媳妇已死也不流一滴同情的眼泪,而白人修女的回答是:
  “我想,再没什么能叫我哭——或者笑了。”她抬起头,碧黄的眼睛注视着前方,仿佛正看着林嫂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我想,再没什么能让我动心的了,除非到了我亲爱的主的面前。”她说。
  这下,林嫂止住了哭,她一下给惊呆了。
  “可他们说你一辈子都没结过婚呀!”她大声说。
  “是的。依你说的世俗方式,我是没结过婚。”白种女人答道,“但是我把自己交给了上帝,那个真正的主。总有一天,他会把我召到他的身边。”
  林嫂听白种女人说这番话时,惊讶得一时眼泪都干了,嘴里咕哝着“阿弥陀佛”,深怕中了洋人的邪魔。
  “还有你,”白种女人接着说道,她苍茫的目光落到林嫂身上,穿透着她的五脏六腑,“上帝也要你,可怜的人儿。没准是他把这苦难施加于你,想软化你的心,让你归服于他。”对于这,林嫂打心眼里害怕极了,她开始想从白种女人身边溜走了。
  “你务必要告诉他我不能去,’’她急忙说道,“我要侍候自己的丈夫,这下又多了两个孩子。我是个牵肠挂肚的女人。我不能不管这些就离开自己的家.”
  “在你自己的家里,你照样能侍奉上帝。”白种女人说着,朝林嫂走过去,林嫂吓呆了。在她眼里,白种女人好像着了什么魔似的越变越高,越变越高;她挺立在那儿,又高又白。林嫂尖叫一声,便冲出了礼拜堂,穿过草地,直奔别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们所在的大厅。(《龙子》第九章)
  在没有文化的农妇的心目中,白人修女及其上帝都是会加害于人的魔鬼,林嫂和其他女人恐慌的心态被作者的生花妙笔展示无遗。她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浅层次的文化休克。和林嫂一起避难的七个妓女却见多识广,没有发生如此戏剧性的文化休克。当她们为了救其他妇女不被日寇强奸而不得不自告奋勇去见日本鬼子时,白人修女对她们说:“上帝会祝福你们。上帝一定会为此而送你们进天堂!”但那漂亮的妓女摇了摇头说:“你的上帝不认识我们。”
  吴太太则更加老到练达。她对待白人修女夏小姐总是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为了满足夏小姐对上帝的虔诚心,吴太太常常同意登门拜访的夏小姐拿出《圣经》为她祈祷,尽管吴太太并不信奉上帝。例如有一次:
  有半个小时工夫,吴太太喝茶用甜点。然后,她采取办法让客人离开。
  “此刻,”她甜甜地说,“你走之前要不要做祈祷?”
  “要。”夏小姐说。
  她闭上双眼,低下头来,开始向一个看不见的人热烈地说话。她祷告时,吴太太优雅地端坐在那儿。她没有闭上眼,而是以一种宽容和理解望着夏小姐的脸。这个孤单单的人儿,远离家人,是多么空虚。她远涉重洋来行善。大家都听说过她,都听说她每周去教那些要饭的女人做针线活,都知道她日子过得很苦,她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差不多都送了人。但是,这个女人是多么孤单啊!一股怜爱之情从吴太太心底升起。夏小姐当然很无知,人们不会听她的。但她是个好人,她很孤单。 、
  夏小姐睁开眼,看见吴太太美丽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温暖,感到吃惊。一时间,她以为是祷告起了神奇作用。会不会是上帝触动了这个异教女人的心?(《群芳亭》第五章)聪明的吴太太简直摸透了夏小姐的心理活动,而相形之下,夏小姐则成了脱离现实的可怜虫。
  无论林嫂还是吴太太,她俩的东方文化背景全异于两位白人修女的西方文化背景,因此双方的谈话和思想交流完全没有在同一个话语层面上进行。
  然而,吴太太与安修士间的思想交流,相互理解始终占主导地位,而且常常达到了心灵相通的程度。吴太太钦佩安修士的学识和爱心,但在与他辩论有无上帝这个根本问题上她毫不让步。例如在一次对有无神祗的辩论时,吴太太对安修士明确地说:“你信上帝,我信公道。”而安修士则声称:“殊途同归。”安修士死后,她时刻怀念他,一直感到他的精神没死,永远与她同在,永远鼓励她做善事。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对怀念已故的亲友总爱用“×××在九泉之下有知”,“×××将含笑九泉”等等套话,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未必真信鬼和神。吴太太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怀念安修士的,认为他精神不死,应当确切地说,他的影响犹在。历时与共时并存于她的内心,因而消除了她无法排遣的精神痛苦。被意大利天主教会开除出教籍的安修士实际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神论者,而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道主义者。作者精心营造了吴太太和安修士这两个流光溢彩的正面形象(尽管其中不免夹杂过度渲染的成分),一方面鲜明地表露作者较为开明的宗教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赛珍珠对东西方文化融会的理想追求——双方思想感情上的沟通,文化知识上的交流,对慈善事业的无私奉献。这种强调心灵相交而不是肉体贴近成了赛珍珠提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赛珍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东西方两个民族的联姻而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例如《同胞》里路易丝·梁与美国白人小伙子亚历克在美国结婚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东风·西风》里桂兰的兄长与美国姑娘玛丽结婚后在中国虽然生活清苦,但仍然恩爱有加。不过,赛珍珠并没有掩饰这两桩成功的婚姻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即经历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的冲撞。梁博士对美国文化既有吸收的一面,也有排斥的一面。他在纽约过着优裕的教授生活,到处宣扬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却竭力反对女儿路易丝与美国小伙子结婚,因为他看不起从商的亲家公和“浅薄的”女婿。桂兰的兄长为维持同美国姑娘的婚姻付出了母亲被气死、父亲断绝他财产继承权的惨重代价。他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父母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赛珍珠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中美青年男女接触时,并没有乱点鸳鸯谱,例如《分家》里王龙的孙子王源去美国留学,和美国姑娘玛丽·威尔逊接吻时并不激动,庆幸自己没有和她结婚,把她带回国。又如《群芳亭》里的峰镆在美国留学期间,和美国姑娘玛格丽特发生了性爱关系,但他在国内已有妻子,虽然和她缺少共同语言和情爱,但为了对家族尽传宗接代的义务,最终不得不与玛格丽特分手,毅然提前回国。
  赛珍珠提倡超越种族的结合,东西方文化亲密无间的融会,但是,她根据自身的经历,似乎早已洞察到其结果。她巧妙地借用桂兰之口,对桂兰长兄与美国姑娘的爱情结果作出了她的预见:
  对他们的孩子,我有两种猜测:他会独创自己的天地,他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人,也不是纯粹的西方人,没人会理解他,他会被两个世界所抛弃。但我想,他吸取了父母的精华,他一定会理解两个世界,会更坚强,更聪明。(《东风·西风》第二十章)
  我们在此会自然地联想到赛珍珠中美文化交流的结晶——文学作品的命运,不过,历史证明,中美两国人民并没有抛弃她的作品可是无可否认,中美双方却对她长期持有不应有的误解和冷淡。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普通的中国读者不熟悉她的英文,而普通美国读者又不理解她的中国感情,使她提倡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受到无形的制约。
  还有一种为赛珍珠感兴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形式,即在美国学到高深文化科学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结婚长期留在国内为国效劳。桂兰的丈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他对去除桂兰的封建思想和接受西方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詹姆斯·梁也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他与家乡农村女子的结合为他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推广先进的医疗保健事业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农村办土医生训练班的目的与方法同我们现今培训赤脚医生几乎没有两样,作者对中国国情的熟悉程度和远见也由此可见。詹姆斯的妹妹玛丽回国后与刘成大夫的结合、《龙子》里老三离开游击队根据地追随从美国归来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千金小姐玛丽,都间接地引申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东西方文化交流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梁博士在美国教学是一种交流,峰镆从美国留学回来到农村办学办医院也是一种交流,为什么赛珍珠对东西方联姻情有独钟?为何她为此创造的恩爱男女形象如此富有艺术感染力?是不是她把不同民族的通婚作为东西方文化亲密无间地结合的象征?作为一个把中国当做自己的“另一个祖国"的美国人,她对中美两种文化有着同样的挚爱,而两者亲密无间的融会,在通常意义上讲,莫过于联姻。无论在古代欧洲或在古代中国,通过联姻而使两国或两个民族修好也不乏其例。
  赛珍珠在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与融会时往往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待西方文化。曾一度是赛珍珠朋友的梁实秋和后来的黎锦扬用英语创作,在美国出版,但他们主要描写的是根据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体验,并没有以美国人为主人公,也没有从美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从文化和文学比较学上看,赛珍珠显然更深入了一层,可以说她开创了文化比较的一个新天地,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开中美文化比较之先河的跨文化比较。无论是林嫂、兰花(例子见前文)、吴太太(例子见前文)、桂兰(《东风·西风》),还是梁太太(《同胞》)或者是王龙(《大地》),他们对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都被作者绘声绘色地突现了出来。又如,桂兰在信中对她的外国女友谈起她跟随丈夫登门拜访丈夫的外国朋友时的惧怕体验说:
  我得承认我们最后站在那房屋大门前时,要不是我丈夫在场,我准会跑掉的。
  门突然从里面给打开了。一个高个儿男“洋鬼子”站在门口,宽大的脸上笑容可掬。我看出他是男人,他的穿着同我的丈夫一样。令我感到恐惧的是他头上没有长着和其他人一样又黑又粗的头发,竟是顶着一脑袋乱糟糟的红毛!他的眼睛像是被海水冲刷过的石子,鼻子高高地耸立在脸的中央。哦,他看起来真可怕——比庙门口的北天神还要丑陋可怕!(《东风·西风》第八章)
  再如,在中国十分能干的梁太太到了纽约之后,住不惯高楼大厦,出门后又辨不清方位,生活习惯简直与美国人格格不入,因此:在梁太太的内心深处,她憎恨、鄙视所有的美国人,但她秘而不宣。有朝一日.等到当今中国可怕的困境恢复到昔日稳定、舒适、悠闲的生活,等他们全家都回到中国、家里使唤着一大群用人而她自己则什么家务也不用做的时候,她就会告诉她的好友们自己对美国人的看法。这要等很长时间。只有等她确信自己再也不需要回到美国时才会向好友们吐露内心的秘密。(《同胞》第一章)
  赛珍珠描写从未接触过西方文化的王龙和他父亲讨论耶稣受难像时的场景具有地道的中国风情,中国风趣,中国风采,请看:
  王龙这辈子从未学过纸片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因此贴在城门或城墙上或者甚至白给的盖满黑字的白纸片对他毫无意义。但这样的纸片他得过两次。
  第一次是一个外国人给的,这人和他那天偶然用黄包车拉的那个人差不多,只不过给他纸片的人是个男的,瘦高个,像是被狂风吹过的树一样的身子有点弯曲。这个人长着一双像冰一样的蓝眼睛,满脸胡子。当他给王龙纸片的时候,王龙见他手上长满了毛,而且皮肤是红的。他还有一个大鼻子,像从船舷伸出的船头一样从他的脸上凸了出来。王龙虽然害怕从他的手上拿任何东西,但看到这个奇怪的眼睛和可怕的鼻子,他又不敢不拿。他抓住那张塞给他的纸片,等那人过去以后他才有勇气去看。他看见纸上有一个人像,白白的皮肤,吊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这人没穿衣服,只是在生殖器周围盖着一块布片,从整个画面看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头从肩上垂下,两眼紧闭,嘴唇上长着胡子。王龙恐惧地看着这个人像,但逐渐产生了兴趣。这个人像下面还有些字,但他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晚上他把画带回家,拿给他父亲看。但他也不认识字,于是王龙和他父亲及两个男孩便讨论起它可能是什么意思来。两个孩子又兴奋又害怕地大声说道:
  “看,血正从他的身子一边往外流呢!”
  接着老人说:
  “肯定是坏人才被这样吊着。”
  但王龙对这幅画感到害怕,他仔细琢磨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把这幅画给他,是不是这个外国人的某个兄弟曾被这样对待而其他同胞要进行报复呢?因此他避开遇见外国人的那条街。过了几天,这幅画被忘却以后,阿兰把它和她从这里那里捡来的一些纸片一起缝进了鞋底,使鞋底更为结实。(《大地》第十四章)
  赛珍珠与生俱来就养成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她创作中国题材的作 品时,总是先在心里用汉语构思,然后再译成英语。假如她不始终如 一地坚持从中国人的视角观察外界,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她怎么能知道桂兰见到那位洋人伸出又长又瘦、长着红毛和黑斑的手时,感到“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怎么知道梁太太有“憎恨、鄙视所有美国人”的内心秘密?又怎么了解王龙见到耶稣像时产生荒谬可笑但又合情合理的思想活动?假如她不能运用符合中国人物身份地位的话语,她怎能使书中人物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近几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中外文化、文学比较热,假若我们仔细观察目前的这种比较,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学者都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外文化或中外文学进行比较的。其视角或视点仍限制在或圈定在一种单一的文化里。赛珍珠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都能体察入微,所以她可以从中国人的视角,很准确地区别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相似之处。赛珍珠在避免用单一文化的视角,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文化比较方面,为我们拓展了新的视野”。在中国的中外文化比较领域里,她由于占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知识结构而自然地为文化比较的多向度选择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范式,这种赛珍珠现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赛珍珠有幸得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她以她那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后人很难企及的艺术高度。赛珍珠现象也逐渐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注意,例如《赛珍珠文化传记》的作者彼得·康从赛珍珠的贡献对美国影响的角度敏锐地看到:“从前或者打从赛珍珠之后,没有一个作家如此单独创造出美国用以诉诸外国文化的想像力丰富的词汇。赛珍珠为两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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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国际班--镇江二中】
【大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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