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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珍珠是一位获得多种成就的奇人,多次被美国有影响的杂志评选为美国十佳妇女之一,对她的思想和工作深有了解的斯诺前夫人,中国人民的朋友海伦·福斯特曾评论她说,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赛珍珠走在时代的前面。至少超越了四十年,而且继续走在前列。”可是,她至今在世界上,在中国仍没有被广泛认同。除了受制于性别的轻视外,还来自于意识形态中党派政治和文学观念的种种制约。我很高兴地看到被赛珍珠视为故乡的镇江市政府和人民今天对她的认识,在她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如此隆重的盛典来纪念她;我很尊敬一批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赛珍珠研究的镇江人,像刘龙先生身患重病,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赛珍珠并到处呼吁;我也很佩服原《镇江师专学报》和现《江苏大学学报》坚持不懈地开辟“赛珍珠研究专栏”,发表了很多好文章,如2002年第1期刊载的》姚君伟先生的《论赛珍珠非小说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和张丹丽女士译的赛珍珠1933年3月13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向西方阐述中国》,就使我对赛珍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翻译赛氏的原著,不应停留在她的文学作品上,因为赛氏不仅是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她还是一位努力增进人类相互理解、友爱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所以她的非小说作品是我们了解她思想的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窗口。对此,我要特别感谢漓江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外文系刘海平等先生和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郭英剑等先生的魄力,他们不断致力于翻译赛珍珠的原作,使更多的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赛氏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在对外国文学和作家的研究中,读原著是第一位的,但对广大不能读原文的读者来说,翻译便是桥梁。我最初要写赛珍珠,是因为我要介绍鲁迅藏书中的一本胡仲持先生翻译的赛珍珠小说《大地》。由于亲自读了这本翻译小说,才产生了和鲁迅不太相同的看法,才有了自己想重新向国人介绍赛珍珠的想法。所以我很希望有更多的翻译家来帮助人们准确地认识赛珍珠。除此之外,我对罗燕女士在国外筹资并主演赛氏的作品《庭院里的女人》也深为感动,她通过电影这一通俗的传媒,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赛珍珠。
  然而,上述的研究、翻译、改编、演出的工作,目前仍受到我开始所说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乃至资金方面的严重制约,对此,我深有感受。
  首先是意识形态中的中美关系问题,直接影响着赛珍珠研究的正常进行。我有幸是在中美关系较好的1987年,因参加纪念斯诺《西行漫记》出版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递交了一篇比较斯诺和赛珍珠及他们著作的论文,企图借此对赛氏作出与前人有所不同的评价。我很希望听到批评的意见,但最初似乎无人注意这篇论文,直到开会的第一天,老外交家黄华先生发现了它。他要求我在大会上宣读,但大会发言早已安排满了,他又坚持让我在会议最后一天的总结会上发言。我当时强调了一个观点,我们不仅要研究、宣扬像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并作出贡献的外国友人,而且也应该大力研究那些真诚地热爱中国人民并为之作出努力的像赛珍珠这样的外国友人,尽管他们可能曾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批评。不料这一意见马上受到了黄华先生的肯定,指示当时的“三S研究会”应大大拓宽研究的范围(该研究会后经多人提议改名为“国际友人研究会”)。黄华先生还建议我进一步研究赛珍珠,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对她是不公的。此言令我深受感动。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写了第二篇论文《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一家资深的有影响的刊物要发表它。然而我不幸地遇到了中美关系最为恶化的1989年,这篇论文只得刊载在香港和北京中华书局合办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后来在史沫特莱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不识时务的我又向领导们建议筹备赛珍珠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但所有颇明智的领导都强调现在不是时机,以后再说。在中美关系略有好转的今天,似乎是个某种转机,但将来又将如何呢?以我一介书生之见,真想不出来今日的中美关系好坏,与早已谢世的赛珍珠有什么牵连?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麦卡锡分子曾把赛氏视为亲华亲共分子审查她,而在中国,又因她曾写过一些贬斥共产党统治思想的作品而遭排斥,完全忽视了她对中国人民友好的种种事实。这显然是不明智的,这种狭隘的党派观念也使许多智者不幸地陷入不明智的矛盾中。因此我认为,只有摆脱了囿于党派之争的观念意识,才能使我国的赛珍珠研究走入良性的环境中,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她作出准确的评价,才能真正地认识她的价值,吸纳她的进步思想,以助我们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发展。
  其二,狭隘的文学观念轻视了赛珍珠研究的意义,使这一研究不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在美国,一些文学史家很不重视赛珍珠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们的眼里,《大地》仅是一本出于女传教士之手的写异国人的通俗小说而已,赛氏的小说缺乏充分的心理描写等技巧,不属于他们观念中的正统的纯文学范畴。这种观念也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而且在中国还多了一层障碍,即把30年代鲁迅等人对《大地》的批评视作权威的定论。其实,所谓纯文学,所谓通俗,都是人为设置的观念。在我国,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不都是从通俗的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吗?包括我国最为经典的《红楼梦》,以西方的文学观点来看,也很难入纯文学的范畴。然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否真实地反映生活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大地》纠正了不少欧美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至于鲁迅对《大地》的批评意见,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鲁迅在生前已有感于因未读赛氏原作,了解不够而失之公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借助今日资讯发达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赛氏的原作,作出更为公允的评价呢?
  其三,要使更多的普通中国人认识赛珍珠的思想,除了学者们的研究外,还应借助于各种通俗的传媒渠道,诸如影视、戏剧等等,然而这一工作面临高额的版权费的阻碍,令不少改编者望而却步。我本人就曾遭遇这样的痛苦。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和我的丈夫把《大地》三部曲改编为电视剧,当时制片、导演、主要演员,乃至拍摄资金都已基本到位,不料赛氏亲属开出的版权费却要三百万美元,这对我们穷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天价,根本不可能承受,只得眼看一切成为泡影,错失了良机。所以我们希望赛珍珠作品版权的拥有者,须明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财政有限,文化更是清贫.改编赛氏作品,在今天并不可能赚钱.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收取较为合理的版权费.这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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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国际班--镇江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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