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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赛珍珠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学术界的努力,已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目前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阶段。记得吕同六先生在为刘龙先生主编的《赛珍珠研究》(1992)作序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赛珍珠同中国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研究赛珍珠,而且要研究出名堂来。”回顾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在赛珍珠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研究出了名堂。试举几例如下:
  1.杨仁敬先生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2000)列出专节,来讨论赛珍珠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见该书第三章第八节:赛珍珠与她的中国恋情。杨先生的这部著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项目“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之一种。
  2.刘海平、王守仁先生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2002)详细论述了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对重塑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的贡献,见第三卷第二章第六节:赛珍珠的小说以及赛珍珠与中国。《新编美国文学史》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3.郭英剑先生编的《赛珍珠评论集》(1999)系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赛珍珠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学者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所撰写的有关赛珍珠及其作品评论绝大多数都收录在内,凡91篇。
  4.李岫、秦林芳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2001)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笔下的中国”。该书系教育部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九五”研究基金项目成果。
  5.笔者在博士论文(Cultural Relativism:Pearl S.Buck and Her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2000)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2001)则从赛珍珠跨文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等层面出发,滤出其文化相对主义精神。该书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目前,笔者正在撰写《赛珍珠在中国》一书,此系教育部“十五”规划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此外,刘海平、王守仁、张子清三位先生主持翻译的250万言的《赛珍珠作品选集》业已出版;原《镇江师专学报》(社科版)以及《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的“赛珍珠专题研究”栏目坚持至今;我们还有了多篇以赛珍珠研究为选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今年,我们还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以列举的还只是中国赛珍珠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却已经足以表明这一研究正越来越走向深入,研究势头正旺,研究阵容强大,令人颇感欣喜。
  然而,正如笔者多次提及的那样,赛珍珠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赛珍珠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赛珍珠又是一位勤奋的、因而也是多产的美国作家,一生创作并发表了一百多部作品,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包括舞台剧本和电视剧本)、传记、演讲等不同文类。此外,还有译作(汉译英,主要是《水浒传》的英译):今天,回眸近年中国赛珍珠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目前已经有许多中美学者在进行各自的赛珍珠研究,而且已取得不少骄人的成绩,但相对于赛珍珠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这些已有的研究依然显得很不相称。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为使这一研究在2l世纪取得更大的进展,就不能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而陶醉在成绩之中。客观地讲,当前的赛珍珠研究虽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氛围之中,但仍可说是任重而道远。这里,笔者拟就新世纪中国赛珍珠研究可能拓展的一些层面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供有关学者讨论。
  那么,我们目前还可以在怎样的意义上开拓研究视野呢?换言之,我们在赛珍珠研究的哪些方面还能有所作为呢?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赛珍珠研究可以围绕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M 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确立的文学批评的四要素,即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来进行下去。艾布拉姆斯总结说,文学研究的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他把这四个要素排列成一个三角形,把作品摆在中间,因为他认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作品本身。他的这一总结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赛珍珠研究,因为受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响,赛珍珠也希望人们关注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
  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学术界对赛珍珠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仍旧是不够的,我们已经做的翻译和研究相对还是局限在她的几部代表作上,主要包括长篇小说《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群芳亭》、《母亲》、《同胞》、自传《我的几个世界》等。关于她为父母撰写的传记《战斗的天使》和《放逐》也开始有学者发表评论。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不难找到。首先,这些均是赛珍珠的代表作,又是赛珍珠本人所喜爱的作品,尤其是《大地》三部曲和两部传记。从根本上讲,赛珍珠描写中国和中国人,是希望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大地》三部曲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成为她的辛勤努力和巨大成功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证明。正是这些代表作帮助她确立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并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次,这些作品在中国较早有中译本,《大地》等甚至有多个译本。这些译本的推出,使不谙原文的中国评论家得以从事赛珍珠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史表明,随着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往往会掀起相关研究的一个热潮。中国新时期以后赛珍珠研究重新勃兴,恐怕是与漓江出版社1988年推出的《大地》三部曲中译本密切相关的;1998年,《赛珍珠作品选集》的推出则促成了赛珍珠研究一个新的热潮的到来。不过,总的说来,研究者大都也还只是把目光集中在选集收入的几部作品上。
  显然,这样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曾经对赛珍珠作品提出过批评的鲁迅先生就正确地指出过,研究一位作家,要顾及“全人”,这样才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该作家及其作品。因此,在继续更加深入地研究上述赛珍珠作品的同时,赛珍珠学者在新世纪理应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赛珍珠的其他作品上去。研究这些作品,从而力争全面完整地把握它们的精神。研究的范围应当涵盖赛珍珠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就小说部分,有争议的小说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赛珍珠返回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曾经尝试过对赛珍珠的非小说作品(含演讲)作出研究,因为它们在精神上与她的小说创作是吻合的,也是她在帮助处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加强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提倡文化上的宽容等方面所作出的毕生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赛珍珠为了增进人类不同成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宽容而作出的杰出贡献,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在她的非小说创作之中,她本人也认为自己的非小说创作或许能够更直接、也更有效地为其异质文化和睦相处的宗旨服务。因此,值得我们作出认真细致的研究。而要研究赛珍珠的非小说作品,首先还要做一些艰苦的发掘工作,如她关于中国小说的研究,因为这些作品散见于当年的各类报刊之中,虽有结集出版的(如China As I See,It即《我所知道的中国》),但毕竟数量有限,无法完整地反映出她在这方面的实绩和全貌。
  前面说到,赛珍珠的作品横跨了许多文类。就她的小说创作而言,长篇以外,她也发表了136篇短篇小说,结成多部集子,数量是可观的,同时,它们在艺术上也大多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批短篇小说也是赛珍珠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短篇小说自身的特点,艺术上表现得更紧凑、更凝炼,它们往往以小见大,更为集中地体现出她所倡导的文化精神,值得作出深入的研究。但是,目前,国内外在赛珍珠长篇小说研究方面相对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而对她的短篇小说的研究,仍基本付之阙如,仅见的专题研究还是保罗·A·多伊尔于1966年发表的《赛珍珠短篇小说总沦》。笔者曾讨论过她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结发妻及其他故事》的上部《旧与新》,通过研究,发现这组短篇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以及旧在冲突中的迅速败退。这些初步的探讨重点考察了赛珍珠当年如何借助于短篇小说这一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对中西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和融合进行的思考,因为赛珍珠的这一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跨文化对话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笔者以为,赛珍珠的《结发妻及其他故事》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她的其他短篇小说集也同样非常值得我们去做一番细致的研究。这些短篇小说集主要包括《今天及永远:中国的故事》(Today and Forever:Stories of China,1941),《二十七个故事》(Twenty seven Stories,1943),《远与近:日本、中国和美国的故事》(Far and Near:Stories of Japan,China,and America,1947),即1949年英国版《远与近:东方与西方的故事》Far and Near:Stories of East and West),《十四个故事》(Fourteen Stories,1961),即1962年英国版《带有一种微妙空气及其他故事》(With a Delicate Air and other Stories),《午夜逃亡及其他故事》(Escapeat Midnight,and other Stories,1964),以及《善行及亚洲古今其他故事》(The Good Deed and other—Stories of Asia,Past a and present,1969)等。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赛珍珠一生的创作成就,离不开对其短篇小说的研讨,而目前中美学术界对赛珍珠的短篇小说(集)可以说基本上忽略了,即使提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笔带过,如彼德·康在《赛珍珠传》中所做的那样。因此,我们希望2l世纪的赛珍珠研究在这一方面能有所突破。
  在赛珍珠研究方面,我们在新世纪同样应当并能够有所作为的层面包括对赛珍珠创作的舞台剧本、电视剧本的研究,前者重要的有《孙逸仙》(Sun Yat-Sen:A Play)。这个剧本1944年由环球发行公司(Universal Distributors)出版,胡适博士作序。胡适对赛珍珠的创作是予以关注的,他对《大地》有过自己的评价;赛珍珠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有不少篇幅谈及新文化运动,对胡适博士及其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给予肯定。通过对《孙逸仙》这个舞台剧本的分析,既可以让人们了解赛珍珠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之情,又能对考察赛珍珠与胡适博士之间的交往有所裨益。目前,对《孙逸仙》等剧本仍仅有零星研究,而且也还算不得深入,因此,更需要从事赛珍珠研究的学者付出努力。
  关于赛珍珠作品,还有一大块似乎已经几乎为人遗忘了,这就是她的翻译。关于她翻译的《水浒传》,学术界要么鲜有提及,要么主要是为了分析诸如《龙子》这样的抗战小说,以说明其中的农民战士酷似《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特别是《龙子》中的主人公林郯身子轻轻一跃,人已在房梁上了。其实,《水浒传》的翻译,其目标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她小说创作所传达出的精神相仿佛,均在于追求平等、正义和交流,笔者认为这是赛珍珠思想的内核部分。只要看看她的标题——《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及在译序中的交代,就明白了赛珍珠所追寻的理想,而这一理想中又可以见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赛珍珠的深刻影响。当然,这部译作上下两卷,篇幅长达一千余页,粗看一遍,就需要耐心,而要研究它(不仅仅是看她译得对还是错),则完全是一桩耗时费力的艰辛工作。但赛珍珠所做的翻译值得研究,除了其跨文化对话方面的意义外,研究她的译作还能帮助我们考察她的创作与译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她的创作。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赛珍珠小说创作中也有翻译——汉译英。她有时故意避开地道的英文表达法,而使用中国(式)英文.比如,“早饭”、“中饭”她不说breakfast, lunch,而说morning rice,noon meal,她的小说中有许多表达法,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的表达读的是英文,思维却是中文的,我们把这些表达回译成汉语就清楚了,如,my sons’ father(孩子他爹),Long noodles(长寿面),the electric shadow(电影)。赛珍珠不说“Excuse me”(借光,对不起)而讲“Borrow me Some light”,这样的英语是否属于中国英语呢?这些创作中的汉译英值得研究,它能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赛珍珠在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描写中国人生活情形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语言上的策略。另一方面,这一策略完全是为了在小说中塑造中国人的形象吗?赛珍珠从小接受双语教育,长期受到双重文化的熏陶,在她的英文表达上,客观上是否有汉语思维的干扰呢?赛珍珠本人承认,由于在汉语的熏陶下长大,她一辈子都适应立不了纯正的英语。研究赛珍珠的小说的语言特点、文体特色,恐怕是研究其创作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20世纪30年代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也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赛珍珠的创作,但她的译作理应包括在内。顺带一提的是,赛珍珠的非小说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小说。从她的这部分作品中,可以见出她的钻研程度之深、研究水准之高,这暂且小说。希望指出的是,由于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小说有过不少深入的研究,她使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时,不可避免地做了一些汉译英,如她有名的《中国小说》中关于《儒林外史》的介绍就借鉴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作的研究,并翻译成英文。研究她在翻译上的成就,理应包括她以英文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小说的成果中的翻译,也即学术论著(文)的翻译。
  研究赛珍珠的作品,当然离不开对它们所再现的内容的分析。目前,国内学术界似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赛珍珠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这样,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其作品究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的内容,反映得如何。拙著《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以两章的篇幅较为细致地对此作过分析,滤出了这些作品里的中国文化成分,并指出了赛珍珠在作品中再现中国文化的一些有效手段。但是.中国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需要深入研究。这需要有关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对赛珍珠创作中的再现中国文化的内容作出更全面、更到位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她在宣传中国文化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回答目前我们能研究赛珍珠什么的问题,笔者还有另外一些思考,以上所说的基本上侧重于赛珍珠作品的研究。如前所述,作品研究是研究一个作家的主体所在,作家,尤其是像赛珍珠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化环境下长大,因而更看重作品而非作者本人的作家,是希望凭作品说话的。当然,按照M.H.艾布拉姆斯的理论,作家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读者同样是,他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不能视而不见。关于赛珍珠,情况太过复杂。彼德·康等学者在有关著作中,曾作过很好的归纳。他们指出,赛珍珠在中国的三十多年间,正是苦难的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封建王朝摇摇欲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辛亥革命爆发,共和制建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蒋介石1927年背叛革命,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身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旧中国,赛珍珠不能不受到影响,不能没有自己的思考,更不能不产生心灵上的冲击。彼德·康说,随着了解的加深,他发现赛珍珠是个“苦恼、忧虑、内心矛盾和有局限的妇女”。但是,她一生中的种种经历促使她成了一个多种文化的沟通者,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沟通者。这样一个作家极其复杂,但非常值得研究。笔者拟另写专题论文,再对赛珍珠这个人物(或者说赛珍珠现象)进行深入讨论。
  同样需要研究的是赛珍珠作品的读者,她写作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她作品发表后的读者——中国读者和其他国家的读者,包括译者和评论家,因为他们首先也是读者。其实,研究赛珍珠的读者,也就包括研究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了。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在从事赛珍珠读者的研究,笔者正在撰写的《赛珍珠在中国》一书也属于这个范围。这方面的材料十分丰富,情况也非常复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展开了。
  在去年中国镇江纪念赛珍珠诞辰110周年暨赛珍珠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作了一个题为《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赛珍珠》的发言。这个发言主要希望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全球化潮流迅猛发展的阶段,而世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在新世纪应当建设怎样的一个新世界,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应当如何自处,又如何相处。因为赛珍珠提倡对异文化作历史的考察,认识对方的传统,寻找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培养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性和虚心学习的精神,因此,我们应当好好研究赛珍珠,并利用好这笔文化资源。本文则在明确了我们研究赛珍珠的宗旨后,着力就新世纪赛珍珠研究对象,即我们在新世纪还能研究她什么,作了一番观察,提出了进一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的一些设想。总的想法是,已有的研究仍须深入,至今尚是空白或成果较少的层面则要加强,以全面完整地把握赛珍珠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促使其作品潜在的价值在新世纪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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