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赛珍珠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她自幼成长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她的前半生。她一向以写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并于一九三八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的父母出身于富裕的美国家庭，于上世纪末来中国传教。母亲后来因病回美国度假，在此期间生下了她．不久，父母重返中国工作，将襁褓中的孩子带到了这个东方国度。从此，赛珍珠便深深扎根于中国的这块黄土地上，与中国的孩子们一块玩耍，一块上学堂。她长到十几岁时，父母认为她不宜再去外面上学，便专门为她请了个儒家文人孔先生作家庭教师。孔先生有浓厚的学术根底，在孔先生的精心指导下，赛珍珠阅读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打下了坚实的汉语基础，从而使她得心应手地翻译了我国著名长篇小说之一——《水浒传》。
　　孔先生反对学生读小说，认为小说不是文学，然而赛珍珠则相反。她背着老师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国通俗小说，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瑞典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她以《中国小说》为题，作了著名的长篇演讲，高度评价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技巧。她热爱汉语，对汉语有很高的鉴赏力，她说：“中国官话是人类语言的精华。”她不仅以自己能讲汉语而感到自豪，而且还断然宣布汉语为她的母语，以致当她获得诺贝尔奖金时，有些美国批评家甚至提出了她应不应算作美国作家的疑问，因为在他们看来，赛珍珠更像一位中国作家。
赛珍珠接受的是双重教育。她一面像中国孩子那样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面又回到家里接受母亲按照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安排的西方基础教育，并在课余阅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以及英美之外其他国家的经典著作的英文版译本。当她完成了母亲为她设置的基础教育之后，她被送回美国，在伦道夫·梅森女子学院上大学，并于一九一四年获取了学士学位。一九一七年，她与约翰·洛辛·巴克结婚。巴克先生毕业于农学院，受教会委派来中国帮助改进传统的耕作方式和方法。婚后二人曾深入华北农村长达五年之久，在普通农民之间、在田间地头作调查研究。后来，她又到南京大学（直到一九二四年）、国立东南大学（直到一九二七年）和中央大学（直到一九三〇年）讲授英文。期间于教书之余，她还试笔创作。一九三一年，她的第三部作品《大地》，即《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名声鹊起，该书立即成了美国名列榜首的畅销书，其畅销势头曾持续数年而不衰，多次再版。甚至在它出版几十年后今天，在图书馆中仍有较高的借阅率。
　　赛珍珠的第一次婚姻似乎并不美满，她的父母对这一联姻始终持有异议，只是长期保持沉默。一九三二年，她带着两个女儿回美国，与丈夫离了婚。一九三四年，她发表了小说《母亲》，又一次取得了成功。一九三五年，她与她的出版理查德·Ｆ·沃尔什结婚。这是一次较美满的结合，二人心地善良，曾先后收养了五个被遗弃的孩子。一九三六年，她连续抛出了成功的传记作品《背井离乡》和《战斗的天使》，分别记述了她的母亲和父亲客居异域的一生。《大地》、《母亲》和这两部传记作品，为她赢得了世界文坛的最高荣誉——一九三八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〇年，沃尔什先生逝世，她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来华访问后，中美关系解冻，她虽逾古稀之年，然对中国的爱心拳拳耿耿而愈加炽烈。她满怀着希望申请访华，但终未如愿，于一九七三年带着终生遗憾而不幸病故。尼克松先生在给她悼词中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赛珍珠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她与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都时有过从。她不喜欢那些不求实际而一味空谈的文人雅士，却更偏爱穷苦的市民和农民。她说：
　　“在南徐州居住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了解那些在城外村庄里的穷苦农民，而不是那些富人。穷人们承担着生活的重压，钱挣得最少，活干得最多。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己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
　　长期生活在华北农村的经历，与普通农民与农妇的密切接触，再加上赛珍珠天性中的同情心与洞察力，使她看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他们生在这块土地上，活在这块土地上，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命力与土地息息相关，他们视土地为世代相传的家珍，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土地上。中华民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更典范地、更富有象征意义地扎根于大地之中。因此，当文学创作的灵感向她发出呼唤时，她立即明白自己应选什么题材，用什么素材，写什么人物。难怪她以“大地”来命名她的成名作，也难怪这部作品立即获得成功，使她蜚声中外并为她带来了殊荣。
　　赛珍珠一生著作甚丰，不同体裁，不同题材，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作品各呈异彩，不乏名篇杰撰。她一生共写出小说四十八部；戏剧九部，其中广播剧两部；少年读物十九部；诗集一部；传记作品四部；译作一部（即《水浒传》）；编辑作品两部；其他作品二十多部：共计约一百部。她的名作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都拥有较大的读者群。我国过去，无论是介绍赛珍珠的作品，还是对赛珍珠的研究，都很欠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她的《大地》三部曲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我的中国世界》是她第一部自传，于一九五四年出版，原作题目是“My Several Worlds”，直译为《我的几个世界》。书中叙述了她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生活经历，但重心在中国。而在谈其他国家，甚至在谈美国时，她也不时将笔锋转向中国：
　　“中国人似乎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智慧，一种天生的哲学观┅┅如果他们没有从小移居国外，这些天资就会在他们身上自然成熟。即使跟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谈话，你也会听到既精辟又幽默的哲理。如果说我现在生活在美国，仍时常想念中国的话，那是因为我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哲学。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教义和思想，也不乏偏见和信条，只是没有哲学。或许，哲学只能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的拥有。”
　　在回顾她的欧洲旅行时，她说，不管走到哪里，每当她看到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她便需想着中国，不然便不能进行思维。她在这部自传中虽然也指出了中国的不足之处，但通篇可见的却是她对中国的热爱。她在中国时，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之美》的文章，刊登在一家国外杂志上。自传中，她全文复录了这篇文章。文中她不仅描述了中国之美，东方之美，探索了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还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她自己处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种种感受和矛盾心理。这也间接地反映出她为什么后来在美国创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协会，为什么尼克松称她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她说道：“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是我的生活，的确，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与我的第二祖国（指中国）的人民的心灵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酷爱自由。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目前中国举国上下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为自由而战。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充满了敬仰之情。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在她不得不离开中国时，她写道：“我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大地，被连根拔起，而且再也不会这么深地扎下自己的根了。”她在老年时曾写过一篇题为《终老故乡》的文章，流露出了她对中国的怀念。台湾作家林海音在《作客美国》一书中谈到该文时说：“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一个人却很不容易和自己过去分开，所以她还是想念着童年的那个中国南方的绿色乡村，那里有世界最香的桂花，午后寂静的院落里，有女绣花，孩子们在金鱼缸旁嬉戏。当她执笔为文时，窗外下着绵绵细雨，这种雨对她在宾州庭园的玫瑰花很有益处。同样的雨，在她的中国的花园里也下过，她想起那时散布于空气中的栀子花香，不知道这种花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花园里开放？中国女人是否还是喜欢把花儿摘下来，插在头上？当年她也曾戴过的。”接着林海音还写道，她设在费城的“赛珍珠基金会”的办公楼，大门的玻璃上用红漆写着很大的“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里有个彩色的小喷水池，旁边有一小石观音像，椅子和墙壁上挂的画，都是中国的。
　　赛珍珠在自传中，以细腻隽永的笔触描写了中国农村田园牧歌式的家常景象和生活情趣，也记下了中国军阀混战时的风云变幻。她在书中对“三不知”将军的描写同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对他的描写如出一辙，一样地生动形象。她对一些历史事件不仅实录，有时还加以分析评说，这些评说往往还很精辟，并有独到之处。在谈到新文化运动时，她说：
　　“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至今仍在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在彻底否认儒教方面，这些年轻的现代作家既尖刻又坦率，同时，他们还彻底否定了旧时代的道德说教文章。因为在他们看来，老一辈都是伪君子，所以他们就以无往而不胜的决心，否定所有虚伪的道德。尽管孔夫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实际上正是他为中国社会，为后辈中国人创立了一整套与宗教及道德相同的伦理纲常。恐怕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种平衡才会恢复，中国才会重新认识到孔夫子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有多大。然而不能认为年轻人的这种行为是在反对伦理道德。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许多世纪过去了，儒教已经变成了空洞的教条，在大多数情况下，其道德也只是虚伪的一套了。愤怒的年轻人起而反抗老一辈身上虚伪的特征时，把孔夫子也一起扔到了窗外。在俄国，东正教会的虚伪与腐败导致了猛烈的反宗教运动，原因也是同样的。人们带着纯洁的灵魂降生于人间，每个人都会成熟起来，到了一定时间，当他们能清楚地区分真理与谬误时，虚伪就会让他们感到愤怒，除非他从小就堕落了。我相信历史上所有的革命的起因都是这种愤怒。”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既没有完全站在年轻人一边攻击儒家思想，也没有站在儒家立场上攻击年轻人，而是客观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不仅有欣赏价值，也同样有研究价值。
　　赛珍珠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既不同于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名家显士，也不同于外国历史上的豪客贤达。其特殊性就表现在，她是一个多种文化的沟通者、融汇者。她的语言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她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既有中国和美国，也有印度和日本。她阅历博广，曾遍游中国各省和美国诸州，也曾访问过不少亚洲和欧洲国家。这种复杂的知识结构，复杂的心理结构和复杂的思维结构，造就了赛珍珠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历史人物。她的这一特点，有时使她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而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她一方面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弱肉强食，一方面却又为美国对中国的各种侵略进行辩护；有时又使她得以多侧面地分析问题和观察问题。她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便能典型地表现出她的这一特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能忍耐的民族，而且习惯于自己管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虽然美国没有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没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美国参与了镇压义和拳运动，并把军舰开进了中国的内河。除此之外，每当别的国家，通常是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时，我们也都跟着要求得到条约里的利益。美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获益匪浅，但是它无疑也使我们自己得到不少好处。总之，如果我们声称自己很开明，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那是一种虚伪。中国人对各种各样的虚伪见得多了，即使是以最巧妙的形式出现，任何人，包括美国人在内，也很难，或者说从来不能蒙骗中国人。所以我们根本无权要求中国人感激我们。事实上，我们一直很喜欢中国人。因为当你了解他们之后，就不可能不喜欢他们。中国人是可爱的，他们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由于她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她本人政治观点的局限，赛珍珠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部自传中，虽然也表现出了她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的革命事业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歪曲和反对，但并没有正面攻击或诋毁中国革命。在谈到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时，她写道：
　　“就在那时，我知道了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家庭殷实的农民的儿子，他在陈独秀工作的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成立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中有一个叫周恩来的。还有一个叫朱德的，他是地主的儿子，在军阀队伍里是一个军官。他在德国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也加入了共产党。”
　　赛氏对当时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所以南京对她很不满意，以致在她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南京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居然缺席。
　　赛珍珠热爱中国人，很珍惜同他们的友谊。她曾同一位中国青年相爱，只是由于家庭的反对而未能如愿。她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也是呈多向性的，既有达官贵人，也有乡夫村姑。在谈到她的这些知心朋友时，她说：
　　“在生活中有什么难以忍受的烦恼时，我总是到我的中国朋友那儿去寻找鼓励与友情。礼节使我们不能过分坦露自己的情感，但中国人很聪明，不用多说就能理解那些无法逃避、只能忍受的痛苦。只要他们一露面，就会出现一种自然的气氛。他们那富有人情味而又温柔的善意之中，我受伤的心灵会得到慰藉。”
　　作为一个作家，赛珍珠在世界文坛上当然占有一席之地。她的诺贝尔奖获奖证书指出，她荣获此奖是“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的描写，因其杰出的传记作品”。不过，她那个时代的一些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对她也颇有微词。今天的读者在读了她的《大地》三部曲和这部自传后，对她和她的作品持何种态度，是褒？是贬？是扬？是抑？只能各尊其便，这才是有利于对赛珍珠这个特殊历史人物的研究，若以一家之言对她作概貌性、综述性的定论，实显多余，并为时过早，亦必贻妄论之讥，毕竟她的许多作品尚未译介过来。
　　然而，不管我们持何种态度，何种观点，不管我们如何去评价这个世界名人，我们只能把她放在历史中去看。首先，是她本人当年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中国局势和世界局势，以及这种政局的复杂性对她这个年轻人可能产生的种种影响；其次，是她写这部自传时的美国局势和世界局势，以及这样的局势对她的创伤心态可能产生的影响。该书成于一九五四年。当时，从国际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两个阵营的对立极其尖锐；从美国国内的局势看，几年前便开始推行的麦卡锡主义，在文化界和知识界依然影响很大。赛珍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写的自传，不可能不留下那个时代的痕迹。比如，她与进步人士的某些来往，在别处已有记叙，而在她的自传中却只字未提。据《艺术与爱情》所载，一九四三年我国的一代影后王莹访美，她曾受周恩来同志嘱托，专程拜访了赛珍珠。赛氏表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并建议罗斯福总统邀请王莹到白宫作了抗日专题表演，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另据《新华文摘》一九八九年第二期所载有《老舍致美国友人书简四十七封》透露，老舍在美国的第二任出版代理人劳埃得（David Liyod）便是请赛珍珠为他介绍的。该文之后还附有赛珍珠为此而致劳埃得的信。这些事件有些在她的这部自传中也都未尽述。当然，每个自传作者对其经历的取材都是有所选择的，然而要作出取舍的决定，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我的中国世界》这本书，很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较大的读者群。我作为它的译者之一，得以从另一个侧面和另一个视角去观察近百年的中国史与世界史，颇感耳目一新。我希望尊敬的读者在阅读它时也能有同感。由于本书乃世界文坛的名家大作，译好是不容易的，虽几经校审，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还请诸位读者多多指教。
　　　　　　　　　　　　　　　
　　　　　　　　　　　　　　　　　　　　　　　　　　　　　　　尚营林
　　　　　　　　　　　　　　　　　　一九九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