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源起于一次野餐。
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成百个领养孩子的家庭聚集在费城以北一个州立公园里，一起玩耍、烧烤和读书。他们都是通过一所称为“欢迎之家”的机构领养孤儿的家庭。这些家庭跟大多数不同，他们的孩子来自世界各地：有从亚洲和东欧来的，也有美洲和南美洲来的，更多的则来自美国全国各地。每年这一天，尼肯公园成了微型联合国，满园的小孩，从出生才两周直到十几岁的儿童，黑人、白人，还有黑白之间的其他种种肤色，这是个令人难忘的场合。
我和妻子苔瑞于1973年第一次参加“欢迎之家”的野餐会，当时我们正考虑领养一个孩子。有了三个亲生子女后，我们感到有某种责任再容纳世界上一个失去家庭的男孩或女孩。另外，我们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不少乐趣，于是想到(后来证明相当正确)再有个孩子会我们增添更多的欢乐。我们开始办理领养手续。经过数月的正常等待和焦虑，我们见到了我们的孩子：两周岁的朝鲜小姑娘詹妮·金。她乘坐的飞机于1975年2月4日降落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
其它正如人们所说，都成了历史，或说属于詹妮弗的故事。但这不是这本书要讲的故事。本书要讲的是赛珍珠，是她在1949年创办了“欢迎之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跨国家、跨种族的认养孤儿的机构。
苔瑞和我第一次去“欢迎之家”时，我对赛珍珠的全部了解只需要写在一张三英寸长、五英寸宽的卡片上就足够了。我知道赛珍珠是我中学读的《大地》一书的作者，故事细节大多已记不起了。(模模糊糊记得有个场景，一个农妇在马桶上生了个孩子，立即又下地干活。)我还知道赛珍珠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而且，我已在文学高层圈子里工作多年，我知道赛珍珠得的诺贝尔奖并不怎么被人们看重。最后，我大约还有个印象，赛珍珠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但这到底又意味着什么，我当时一点儿也不明白。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苔瑞和我跟“欢迎之家”联系较为密切，我们参加在那里的志愿工作，甚至还当了董事。不知不觉地，我对赛珍珠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并为之所驱动。我遇见了许多认识她的人，显然，结识赛珍珠对他们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了解到“欢迎之家”只是赛珍珠发起的支持儿童福利和增进种族理解的十多个项目中的一个。说实在的，苔瑞和我对赛珍珠通过非凡的努力，把文学生涯与为人类服务相结合的做法深有触动。真的，到底有多少成功的作家或知识分子，除了偶尔作些不会带来任何痛苦的姿态，或写一纸指摘性请愿书或信件之外，会实实在在花时间和钱财去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呢?
然而，我仍然与赛珍珠保持距离，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可能的研究题材。因为在赛珍珠身上投资似乎有风险。文学界大多数人已把赛氏从正文贬到脚注的地位，并为此而自鸣得意。应立即加以说明的是，对此评判，我以往也是一直赞同的。近在1989年，我出版了一部六百页厚的美国文学史，书中我写到了上自17世纪的清教布道士尤瑞安·欧克斯、下至20世纪的无产阶级宣传家季欧卡姆·巴特里的几乎每一个作家，但就是根本没提赛珍珠。后来，随着对赛珍珠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巨大成就的了解，我对这被普遍接受的常识变得不那么确信了。赛珍珠从美国文化背景中消失，这已无法从赛珍珠本身来加以解释。
首先，赛珍珠是一位有着七十多部著作的妇女，其中不少是畅销书，包括十五部被“每月图书俱乐部”挑选出的书籍。她的作品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传记、自传、翻译(中译英)、儿童文学、散文、新闻写作、诗歌等。尽管她在文学评论界的声望陡然下降，事实上她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括最近的托妮?莫里森在内，她是获此殊荣的仅有的两个美国妇女之一）、普利策奖、豪厄尔斯奖章，被选为美国文学院院士，以及荣膺十几个名誉学位称号。
赛珍珠小说的原著用英文出版，但也被译成数十种其他语言，至今世界各地仍拥有许多读者。她的小说依然可以在坦桑尼亚、新几内亚 印度和哥伦比亚等国的村寨和偏僻孤独的农舍里找到。我的一个朋友在和平队服务，她是在马拉维的一个小草屋里读到她的第一部赛珍珠作品的，一本散了页的简装本小说：《慈禧太后》。
一言蔽之，赛珍珠是20世纪最流行的小说家之一。光这一条就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更加仔细地审视她的生活和作品。批评家凯里?纳尔逊不久前的一段论述对我们很有用处：“今后，我们应该把这作为一条公理，即凡被大量阅读或产生影响的作品，都需要在我们所谓的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特殊地位，不管目前我们认为它的质量如何。”’赛珍珠最好不过地代表了这么些作家，他们曾一度以高大形象展现在我们的文化全景上，他们的消失有损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学家劳伦斯·勒文在谈论30年代(也是赛珍珠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之一)时曾作过类似的论断。勒文提醒我们，任何一部自称完整的文化史都必须研究大众艺术。他写道：“人们即使不相信，‘超人’在审美意义上可以跟哈姆雷特相匹敌，或者格兰特·伍德可以跟米开朗基罗相比，也应该承认在‘超人’和伍德身上潜在着大量的信息，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们不一定就那么容易被把握，因而也就值得我们作深入的审视。”
具有讽刺意义但又不足为奇的是，尽管凯里·纳尔逊和劳伦斯·勒文都热衷于寻找美国文化中被遗忘的角落，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在任何场合提到过赛珍珠。赛珍珠的创作生涯却以十分充足的理由证明了他们的观点。赛珍珠小说的美学价值如何，我们可暂且不论，但她一度光彩夺目的显赫地位，已使她成为对美国20世纪思想和文艺状况的任何描述中，全然不可或缺的人物。除此外，我还想在以下的章节里说明，赛珍珠不少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本身就有足够的成就需要我们对她作出新的评价。例如，她在刻画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的传记中，无比精彩地描述了在中国的几代传教士所从事的那种不可思议而又令人生厌的职业。同样出生在传教士家庭的约翰·赫希临死前不久，我曾写信问他对赛珍珠作品的看法。他复信说：“作为一个误生在中国的孩子，我至今仍然经常以怜悯和恐惧的心情回想起她作品中的一些人物。”
赛珍珠对小说的题材有很大的拓展，特别是她描写亚洲的作品，其中又以塑造亚洲妇女形象的作品最为突出。1992年我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美籍华裔作家玛克辛·洪·金斯顿向赛珍珠表达了敬意，因为赛珍珠首先在西方文学中让人们听到了亚洲的声音。她说，赛珍珠“以移情手法和同情之心”塑造了一批中国人物形象，“正是通过这些形象，赛珍珠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父母，她向我覆示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生存环境”。最近，托妮·莫里森在回顾她早先阅读赛珍珠小说的情形时，曾亲切而又深情地反语道：“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是以同情、有力、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描写其他文化的。”
赛珍珠，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近来提醒我们的那样，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汤姆森的评价无可辩驳又为大家所熟悉。但仔细想来，它又是令人惊讶的。赛珍珠作为一个作家和个人，对美国与外国文化交往的想象力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赛珍珠整整为两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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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美国人打了三场亚洲战争。尾随武装的冲突之后是近来的经济竞争：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六七个亚洲国家制造业和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另外，在美国本土，亚裔人也是诸民族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亚洲人移民和亚美混血儿移民，以及出生在美国的亚裔人人数，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一番，现已超过六百万。美国人民正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未来跟亚洲紧密地绞在一起，难以分开。
然而，尽管人们虔诚地乞灵于多元文化主义、比较缩小论以及太平洋世纪即将来临论等等，亚洲和西方人民将继续透过陈腐观念和误解的面罩来看对方。在这样一个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历史关头，赛珍珠的故事应该是个日益相关、甚至是个日趋紧迫的题材。不管她塑造的亚洲形象得失如何、成功与否，她总是个先锋，是她向美国读者介绍了被他们长期忽视了的国土和人民。
赛珍珠的中国故事基于她自己作为一个传教士女儿的亲身经历和她的亲眼观察所得。她的父母是一对配错了对的南方长老会信徒。赛珍珠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当时她父母正在美国休假。出生才三个月，她便被父母带到了中国。之后40年中的大部分岁月她都生活在中国。她在一种双语环境中长大，既能说又能写英语与中文。用她自己喜欢的比喻来说，她在文化上“双焦透视”。与此同时，她从早年起，便感到自己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归宿，始终是个生活在不同于自己的人们中的局外人。
几乎跟她所有同代的美国人不同，赛珍珠从小就把中国看做是她实实在在、每天接触的世界，而美国是一个靠猜想和简单化了的形象堆砌而成的地方。更有意义的是，她的前半生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在社会中生活，这在美国白人作家中，几乎绝无仅有，正是这一经历，促使她一辈子致力于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
赛珍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的大学，但毕业不久便回到中国。其后不久，她跟她的第一个丈夫、农业经济学家洛辛·布克结了婚并开始家庭生活。数年中，他们夫妇俩生活在充满农村气息的安徽省的“南徐州”(即宿州，现为宿县)。赛珍珠是在中国生活期间发表她的早期长、短篇小说的。
30年代初的中国，内战不断，日军进犯，排外暴力不断上升，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赛珍珠在这时搬到了美国，在费城北面的巴克斯郡买了一座破旧的18世纪建造的农舍。这被称为“青山农场”的地方就成了她的家，也成了她以后数十年间大量活动的总部。在这里，她继续创作，并抚养她收养的七个孩子，管理她为解决种族仇恨、帮助不幸儿童而建立起的各种不同的机构。
在她生活在美国的年月中，她是致力于促进亚洲与美国之间跨文化理解的领袖人物之一。举1941年为例，她跟她的第二个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创立了一个作为教育交流机制的“东西方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成了麦卡锡主义加害的目标，于50年代初期被迫解散。此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俩一直主持出版《亚洲》杂志，对美国人民对东亚地区的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0年代初，赛珍珠和沃尔什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反对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最后，赛珍珠在整个二战期间，始终紧密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日本侵略，而且她还是仅有的几个美国人之一——敢于公开发表意见，反对美国把日裔美国人圈在拘留营中。
无论在亚洲还是在美国，赛珍珠把她的许多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儿童的福利事业上。尤其为在智力或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或因为种族差异而处在不利地位的儿童们谋求福利。她之所以成立“欢迎之家”，是因为当时认领孤儿的机构认为亚洲儿童和亚美混血儿不能收养。在其成立的四十五年中，“欢迎之家”将五千多名这类儿童送进了美国家庭。
1950年，即“欢迎之家”成立的第二年，赛珍珠出版了一本称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书，谈的是她亲生的弱智女儿卡洛尔。这部书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具体地说，它给了罗丝·肯尼迪以勇气，敢于在公众面前讨论她的弱智孩子罗斯玛丽。广泛地说，它帮助改变了美国公众对精神病的态度。1964年赛珍珠以她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分布在十多个亚洲国家的二千五百多名美亚混血儿童提供了医疗保障和文化教育。
按照我们已遭受批评的所谓男女社会分工的论点，赛珍珠对儿童的特殊关怀可以看做是女性特征。更准确地说，这是人性特征。她的行动代表了一种不幸的预见。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估计，每年有一千万、每天有四万不足五岁的儿童由于疾病、暴力或饥饿而丧生。这些儿童的一个共同之处是贫困，不管他们是出生在索马里、孟加拉、巴西，还是宾夕法尼亚州。这些正是赛珍珠试图拯救的生命。
在她为儿童福利作出努力的同时，赛珍珠在她成年后的生活中始终积极投身于美国民权运动。从她1934年移居美国的那一天起，她一直定期向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办的杂志《危机》和美国城市联盟办的《机遇》杂志投稿。在NAACP长期供职的行政秘书长沃尔特·怀特在1942年麦迪逊广场公园一次聚会上说，美国只有两个白人理解美国生活的现实，这两个人都是妇女：埃莉诺·罗斯福和赛珍珠。
赛珍珠首任美国城市联盟的董事，也是霍华德大学管理委员会的多年积极参与的成员。1942年她得到了霍华德大学授予的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她的答谢辞成了二战早期关于复杂的黑人爱国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演说。整个40年代，赛珍珠与W．E．B．杜波依斯等作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她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朋友包括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他妻子艾丝兰达·罗伯逊。1949年，赛珍珠与艾丝兰达·罗伯逊合著《美国论战》，论述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因而，在多数白人知识分子意识到种族不平等现象之前的数年、甚至数十年，赛珍珠已经为美国人民的民权斗争，踏踏实实地作出了贡献。
赛珍珠为争取平等所作的努力包括她为支持妇女权利所进行的不懈的斗争。她指导现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称她朋友玛格丽特·桑格为“当代最有勇气的妇女之一”，并说，她的名字将作为一个为正义而战的现代十字军战士而“永载史册”。三四十年代，赛珍珠还不断地为制定妇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而大声呐喊。当时，大多数妇女组织和它们的领袖人物对此尚持反对态度。
赛珍珠为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为妇女和黑人争取民权经常需要抛头露面，从而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好奇和敌意。早在1937年，联邦调查局就秘密设立了赛珍珠档案，逐年积累，最后多达近三百页。目前，只有三分之二多一些被解密(我正起诉要求公开其他材料)。这些毫无价值的道听途说和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的材料，看后自然十分恼人，但也很有意义，因为它使人想起曾影响美国国内政策长达半个世纪的那个患了恐惧症的年代，难免不令人为之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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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如此广泛、如此巨大成就的一位妇女怎么会从美国民族意识中消失?其实，赛珍珠并没有真正消失。正如看过本书初稿的一位读者指出的那样，她“被深藏在熟悉之中”。赛珍珠的成就和她的复杂性被湮没在人们简单化的夸张形象之中。她成了一个传统笑话的新版本中的关键词：“假如赛珍珠是答案的话，那么问的又是什么问题呢?”
赛珍珠的文学声誉在二战后降到了极点。几乎在每个方面她都跟五六十年代圈定文学必读书单的权威们的观点相左。首先，赛珍珠被看做是写边缘、甚至轻浮的题材。其次，她爱用章回体，而不用复式结构，对心理分析缺乏兴趣，不是一位措辞讲究的文体家。再之，她爱用一些程式化的词句。自然，所有这些都无法使她接近从东河到哈得逊河广阔的文化中心地带。
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赛珍珠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她对世界大战和战后和平期间的亚洲的生动描述，拓宽了美国小说创作的疆域。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些精彩的章节，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劳动、战争、庆典仪式、生孩子和贫困的场面，大大超越了读来平淡的文字。不论其文学性高低如何，赛珍珠的长、短篇小说和散文经常对种族与性别的现状提出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不想把赛珍珠说成是个创作了许多宏篇巨著而受到无理压制的作家。但另一方面，我需要说明，她有十几部作品，大多写自三四十年代，理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评价。我指的是关于她父母的传记《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几部写中国的小说，包括《母亲》、《发妻与其他故事》、《儿子们》、《龙子》、《闺阁》和《同胞》；还有一两部写美国的书，包括《这颗骄傲的心》。还有，她的女权主义的散文集《男人女人面面观》一度曾被拿来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相比，也应该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性别讨论的一部分。
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注意，我没有提《大地》，因为它是个特例——已代表了很大的成就。毫无疑问，赛珍珠写得过多、过快。总的说来，她的后期作品比较乏味。结果，她受害于某种美学上的格雷欣法则，她的劣等作品把她所有的作品都挤出了读者流通领域。
赛珍珠也是政治仇恨的受害者。她因积极从事民权活动而受右派势力的攻击，她又因口头上反对共产主义而不受左派力量的信任。另外，她确实还因为性别而受到伤害：很多场合都是一些男作家和男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赛珍珠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美国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缺乏判断力的结果，因为赛珍珠读者中的大部分是女性。(我为此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曾跟全国各地一百五十多位图书馆管理员和档案馆工作人员通信，其中十多个人都说赛珍珠是他们母亲最喜爱的作家，而从不提他们的父亲。)
鉴于赛珍珠作品的影响和她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我们似乎早就该对她作出新的评价。然而尽管各种新思潮使其他一些作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尊重和公众的注意，赛珍珠基本上还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本书根据一些以往无法获得的包括手稿在内的新资料，力图对赛珍珠的生活和创作作一番新的审视。
本书自称为文化传记，笔者愿就此作些解释。本书力图把赛珍珠的事业放在其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这些背景对于理解她的发展和她的意义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在叙述时，需要在她的生活和她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寻求平衡。因此，读者在本书中将不但了解到赛珍珠的生平和创作，还将获得大量有关中美两国的历史和文学的信息。
赛珍珠长期在中国生活，并谙晓中文，因此她成了一个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特殊视角的见证人。她无意中被卷入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二三十年代的内战。她跟一些投身科学民主救国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男女人士有着个人的交往。她参加了关于儒家思想的大辩论，并且是中国妇女解放斗争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所有这些都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描述。
同样地，对赛珍珠从30年代中期到她1973年逝世的那段时期，也只能通过对一系列文化事件的参照才能认识得清楚。这个系列包括：美国对华态度发展史；关于帝国主义的不同意见和移民问题上的辩论；有争议性的大众文化的地位问题；美国民权与女权运动；麦卡锡迫害进步人士时期等。
最后，本书中将有大量的人物亮相。在赛珍珠八十一年的漫长生涯中的某个时期，她的朋友或敌人中包括林语堂、胡适、蒋介石、宋美龄、丘吉尔、甘地、辛克莱·刘易斯、玛格丽特·米德、詹姆斯·L·法瑞尔、西奥多·德莱塞、玛格丽特·桑格、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埃莉诺·罗斯福、埃列娜·洛克、威尔·罗杰斯、查尔斯·林德伯格、罗丝·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哈默斯坦、晏阳初、欧文·拉铁摩尔、亨利·卢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詹姆斯·米切纳⑧曾是“欢迎之家”首届董事会的成员。他最近在回忆与赛珍珠长期交往时说，“她为各式各样问题发表己见，如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收养儿童、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教育问题等等。假如你跟我一样追寻她的足迹，你几乎便跟美国的每个主要运动——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都有了联系”。
为创作这部传记，我也在追寻着赛珍珠的足迹。在她父母亲成长和她出生的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农村，我漫游了好几天。我访问了几十位认识和了解赛珍珠的人士，其中包括已故的赛珍珠妹妹格雷丝、赛珍珠几个领养的孩子、二三十年代她在南京的邻居、一位曾在中国农村工作的传教士和许多背景各异的中美学者。
1993年夏天，我妻子和我作为赛珍珠在20年代曾执教过的南京大学的客人访问了中国。苔瑞和我参观了镇江赛珍珠童年时代的故居。我们还北上实地考察了作为《大地》场景原型的安徽省宿县。
在宿县，苔瑞与我有一个下午与十几位年迈的中国长老会教徒共度。他们中有的有七八十岁模样，他们都很熟悉赛珍珠的名字。用茶后交换礼品时，一位年迈的妇女捧出了一张当地报纸的剪页，上面刊登了1992年赛珍珠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的一篇介绍赛珍珠的文章。
我们访问中国期间，许多人在不同场合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学者与学生对赛珍珠表现了一种新的兴趣。例如，从安徽返回南京后，我们与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刘海平交谈了好几个晚上。在一次晚餐上，刘海平颇为发人深思地指出，赛珍珠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美国作家，其作品至少部分地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复杂文化属性问题，需要进行深刻的研究。
除此之外，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把赛珍珠的小说看做是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宝贵的历史记录，或用刘海平的话说，是个“宝库”。最近，我收到一组学者从四川成都寄来的一封信，此信证实了刘海平的观点。这些男女学者自称“德恒翻”(De HengFan)。他们正在把赛珍珠的小说译成中文。他们在信中写道：“通过这些小说，我们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农村经历的苦难、进行的斗争和得到的幸福。”
过去的几年中，在美国和欧洲同样有迹象表明人们对赛珍珠产生了新的兴趣。1992年春天，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举办大型研讨会，纪念赛珍珠的百年诞辰，会上发表的论文最近也已结集出版。1993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广受称赞的赛珍珠传记影片《东风·西风》。前不久，赛珍珠还成了比利时国家广播电台播出的一篇传记报道的内容。也许，尽管来得迟了些，这位卓越的妇女已在恢复声誉，引起世界东西方人民更多的注视。本传记是循此方向迈出的又一步。
我想借此序言说明，赛珍珠在许多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她在两大洲体验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经历了许多事件，那些岁月也正是亚洲与美洲的文化与社会的再生期。她的生涯起自中国皇朝的末期，经过诺贝尔奖，到美国五六十年代争取民权的斗争。有些出于选择，有些出于无奈，她参加了好几场军事和意识形态的革命。
赛珍珠的生平和创作有助于重新界定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她是位重要的公众人物，独立思考又比较好斗。她还是八个孩子的母亲，除一个外其余都是她领养的孩子，其中几个是混血儿。她出生贫困，但挣下了数以百万的财产。她为自己、为家庭、为朋友和为她的事业出手大方。她游说、疏通，成功地改变了美国在移民、收养孩子、少数民族权利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态度和政策。
尽管我正好同意赛珍珠坚持的许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观点，但本书是部史学著作，并不为某种立场辩护。因此，我是通过认真细致地描述赛珍珠时代那错综复杂的前因后果和枝蔓丛生的周围环境，讲述她的故事，而不是用后来新的历史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卡钳来测量她的价值。换言之，我努力按照赛珍珠未经历过和作出判断的世界模样来再度观察赛珍珠的世界。
赛珍珠符合我能考虑到作为传记的主题人物所需的全部条件：她的生活充满大事而且有趣；她自己是个有着显著意义的人物；她的故事提供了通向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途径。只要符合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便有足够理由来重建赛珍珠的生平和事业。符合三条能使得她的故事引人入胜。
我写的不是一位圣徒的生平。随着我对她的逐渐了解，我发现赛珍珠是个苦恼、忧虑、内心矛盾和有局限的妇女，既能给人以仁慈，也能施人以残忍。与此同时，本书不是一部——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描述当前流行的揭丑传记的话来说——“病史记录”。不管我对赛珍珠所承诺的事业和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少保留，我已逐渐开始敬佩赛珍珠，并从她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赛珍珠参与时代的重大问题，她为我们树立了极少见又极为宝贵和有益的榜样。她说明作家应该接受广义社会赋予的责任，为公益目标服务，并为之奉献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施加全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