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赛珍珠受过中、美两国民族文化的熏陶，又较长时同生活在中国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她以爱心体悟中国平民百姓的辛酸和愤慨。她摆脱历史和民族的重负，揭示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否定传教士的行径。主张中美人民广为沟通，结为友好。她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强调美国应不靠武力和在政府间施加压力，要靠共同利益和友谊取信于别国人民。
一九三八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及其他作品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给她的获奖评语中强调：“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为此，瑞典文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在这件事情上，璃典学院感到符合艾尔弗列德·诺贝尔对于未来的期望。”当时，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伯蒂尔·林布莱德也在授奖仪式上对赛珍珠的获奖作品发表类似的评论，他赞扬赛珍珠的创作，说：“你在你的具有高超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了解和重视。你通过你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个人。你给我们展示了家族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家族基础的土地。在这方面你教会我们认识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们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你给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心。”由此可见，那一届遇到各种政治性麻烦的诺贝尔奖评委决定把文学奖授予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女作家，乃企图在当时笼罩着战火的世界上空，撒播人类相互理解的良知。不论从当时或现在来看，不论是思想性或艺术性，赛珍珠和她的获奖作品都无愧于诺贝尔奖的量初宗旨。事实上，各种调查数字也充分表明了在一九四九年前，欧美人民大都是通过赛珍珠的《大地》，才对中国这个距离遥远的古老民族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并产生友好的感情。
诚然，赛珍珠的成功与她个人的独特经历、学识和眼力是分不开的，这使她对东西方(重在中美两国)的文明，诸如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革命等等之异同，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她又善于通过艺术形象展现自己的独特视角，使读者(尤其是当时处于强国地位的欧美人民)以平常的心态来认识书中的异国人民，因而取得了较多的共识。
赛珍珠对中美文明的比较，不仅反映在她的小说中，同时在她的自传和论著中也有清晰的表述。过去造成东西方人民长期误解，乃至仇恨的敏感问题，她又是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解来沟通东西方人民心灵的呢?
以生命感悟两个世界
赛珍珠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她自言：“我天性上属于家庭主妇型．但我所出生的年代，加之些天赋，使我成了一个作家，这使我不仅不能囿于家庭生活，而且还要深入到各个民族的生活中。”她以为自己一生******的幸运，“是生而逢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极为动荡不安，又极富启蒙意义的时代，在赛珍珠生活的中国和美国尤为明显：一个是穷途末路的老大帝国，在列强瓜分的剧疼中，惊呼强国保种；一个却是在战争硝烟中新生，坚信自己有力量拯救整个世界。赛珍珠的父母就是在这种新生的美国精神的鼓舞下，在一八八0年离开了富庶的祖国，环绕半个地球，来到陌生的中国，传播他们笃信的基督教教义。
赛珍珠是在她父母的直接教育下成长的，但她更多地受到母亲——一个在中国承受了四个子女的死亡，内心充满爱和痛苦的虔诚基督徒的影响。因此，她更多地是从生存的角度，特别是从一个女性对生命切实的感受中，领悟她自小生活着的第二祖国——中国世界。一九ＯＯ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一次使她恐惧地感到她所热爱的中美两个祖国竟是敌对的世界，连平素共同玩耍的小朋友都称她为“小洋鬼子”。而当一九一Ｏ年她成年后回美国上大学时．又因她那中国化的发式和举止成了同胞眼中的怪物。此类不同民族相互敌视的心理，给已是梅康大学高材生的赛珍珠留下的不只是困惑，更多的是思考。一九一七年，她与美国教会派到中国来的农学师约翰·洛辛·布克结婚，前往中国安徽省宿县工作了五年，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大荒年。这使她对中国小村镇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农民的思想感情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当她再度返美深造时，便陆续发表以中国为题材的散文《也说中国》、《中国之美》、《西方对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的影响》及小说《东风·西风》。而一九三一年开始陆续创作出版的小说《大地》、《儿子们》、《分家》三部曲，则更形象地向美国人民介绍了她所了解的勤劳的中国农民，反映他们在天灾人祸的交相煎迫中养成的天命，．及他们的单纯、聪明、善良和痛苦。她清楚地表白自己的写作目的，要写下“为热爱和景仰的中国农民和普通百姓而积郁的愤慨”。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的“中国通”，都惯于把容貌丑陋、长辫小脚、不守时刻、不懂礼貌、爱好嫖赌、不讲公德、溺婴杀生、见死不救，等等．看作是中国人的天生气质，而赛珍珠则根据她在宿县的所见所闻，塑造了她的男、女主人公形象，证明中国人并非天性有种种陋习，倒是在他们那一张张受尽煎熬的麻木面孔里，蕴藏着不可探测的生存力量。
《大地》的男主人公王龙，不仅在家族邻里间表现出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美德，而且本性有着喜好整洁，遵守定约，厌恶不劳而获、吃喝嫖赌的心理，他甚至痛责那因饥饿而偷肉的幼儿，自己决不尝这偷来的肉。然而，比他更忠厚的妻子阿兰却出于母性，默默地煮了那块肉，喂饱了濒临死亡的一家老小。在荒年，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亲手溺杀了初生的女婴；在发家后，她又狠着心给小女儿缠脚，使她不再像自己那样，因大脚而遭到丈夫和周围人的歧视。《大地》的读者无不赞叹在这个从小就被父母卖掉．忍辱偷生的丑妇身上所具有的坚强耐力。连否定赛珍珠的评论家也承认“作者笔端上凝满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面”。
赛珍珠也不以为丑陋、残忍、贫穷为中国之独有，她在《分家》中通过中国留美学生王源的眼睛，画出了本国的各色人相及贫富不均的严重问题。后来她在《我的几个世界》中，也如实地记述了她在本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见到的不良风气。她认为像中国曾有的那种把残忍的缠足视为美的风俗，在西方也是有的，“正如西方人过去常让妇女穿紧身胸衣，也正如今日的西方女子夸耀自己丰满的乳峰一样。凡是人们认为是美的，他们就会干一些千奇百怪的事去追求。”
她认为最终导致美国与中国冲突的原因，其主要因素也在于美国人民及其决策者不关心亚洲人民，冷漠地蔑视他们。她从美国利益出发，也出于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思想感情的理解，她把美国人民卷入朝鲜战争视为一种不幸，对于美方宣传亚洲战俘营虐待美国战俘的说法，也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说：“我想，这并非蓄意的虐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那儿的生活条件本身就差。一般中国劳工一天挣的钱还不够一个惯于吃上等食品的健壮的美国青年塞牙缝。许多亚洲人为了生计每天不得不身背沉重的包袱，在坎坷的道路上无休止地疲于奔命，天天如此。如果他生了病，他从未奢想过要去找医生或到医院就诊。因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以。对战俘的虐待多半来自于贫富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但从最坏处想一想，真正的暴虐可能也是有的。那是种本能的、有意识的报复。亚洲人惩罚美国人，因为他们是白人，而白人曾残暴地对待过亚洲人，而现在这些白人落到了他们手中。”这是赛珍珠一生中的可怕的梦魇，也使她最终离开她热爱的中国人民，回到使她感到安全的祖先生息之地——美国。
摆脱重负，正视事实
赛珍珠的可怕梦魇出自她在中国经历的两次排外运动，一次是一九ＯＯ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战争时的南京事件。尽管她的父母和美国政府再三强调美国没有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没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她自己在她的小说和文章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但是，耳闻目睹的事实，却又不能不背上白人和华人间不平等的重负。正如她后来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所说的：必须记住，“美国参与了镇压义和拳运动，并把军舰开进了中国内河。除此之外，每当别的国家，通常是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时，美国也都跟着要求得到条约里的利益。美国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获益匪浅，但它无疑也使美国自己得到了不少好处。总之，如果我们声称自己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那纯属虚伪”，“中国人对各种各样的自私自利、虚伪见得多了，即使你手段再巧再高，任何人，包括美国人，也很难或者说也从未能蒙骗住中国人。所以，我们根本无权要求中国人感激我们”。赛珍珠的母亲早就告诫说：“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夺回一切的。”赛珍珠决心摆脱历史和民族加在她身上的重负，在中国人收回牯岭山居这件事上．她明智地断言；“他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毕竟我们是中国大地上的客人，而不是统治者，甚至公民也不是。”
同样，她理智地宣告：传教士企图以基督教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是徒劳的。鉴于对自己父母及其事业的尊敬，对传教士甘愿离开舒适宜人的故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的牺牲精神，她不能不肯定。但是她又“凭直觉感到，他们到中国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爱这里的人”，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精神上的需求”——“属于上帝遣子下凡以拯救世人那样的神圣需求”。然而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却接受了她以为与中国古代圣人孔子言论相通的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如果谁来为你行善的话，你必须跑开以自救。特别是当她了解白人在亚洲的行径时，她再也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布道，即使在美国，她也决不会走进一座教堂去听白人布道，因为她知道，黑人是不能进这个教堂来听上帝如何热爱全人类的。她也从母亲及其他教徒的痛苦中，深知祈祷无用。而且．她从父亲对佛教的研究中得知，亚洲的人类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思想和原教教义的高峰。所以，她十分反感有的传教士在美国为了乞求钱财，竟把中国说成是乞丐之邦，野蛮人之乡，使原本就不关心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更产生了误解。当她对宗教的看法成熟后，便公开撰文批评教会在国外强迫异民族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而且从她父亲的传教效果来看，她明白中国真正的文化精英并没有皈依基督教．当时的中国精神领袖梁启超就曾公开断言：宗教，特别是与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事务分不开的基督教，永远是一种被国家利用的武器。因此中国人反教会的思想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赛珍珠对外国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动机持否定态度，但她又和不步有识之士一样，肯定了教会在无意之中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基督教所宣传的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已潜移默化地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努力摆脱所史的重负，正视现实，既要自信地肯定本民族的优点，又敢于揭示它的缺点，乃至丑陋，赛珍珠认为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结为友好的基础。在小说《分家》中，她描写了中美两国年轻的一代王源和玛丽沟通的过程。玛丽既向王源坦陈自己人民的历史——她的祖先是怎样迁移到这块土地上来定居的，他们用武力、诡计和各种战争手段从本地人手中争夺这块土地，将它占为己有；而她的祖先又总是那么勇敢顽强，不顾一切地向最远的海岸开拓。王源开始意识到自己从未用她这种方式观察过自己的民族，没有真正地认识并向别国人民全面地介绍自己的祖国，倒是常常为了自尊而骄傲地否定一些外国传教士所显示的中国落后情况。摆脱重负，对一个弱国国民来说，似乎更为困难，但也只有这样，他和他的祖国才会拥有自信。王源成长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摆脱重负，正视事实的过程。
孔先生和外祖父会相互理解
然而，不同民族间要取得相互信任，确实是十分困难的。
赛珍珠深悉中国和美国有着绝不相同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一个是有着灿烂文明的高度统一的家族制的古老国家，任凭社会动乱、外族入侵，儒家思想积淀难变；一个则是由不同的移民文化组成的民主制的新兴强国，因科学技术的发达和世界的动荡而更加生机勃勃，思想亦多变而活跃。因此两国人民要达到完全理解，实非易事。即使像赛珍珠这样的中国通，她所了解的，有不少还是浮面的情形。
如她所崇拜的中国家族制度，实际上它的弊害极大，但由于赛珍珠更多地看到了美国社会中人际关系冷漠，家庭亲情淡化，造成不少诸如老弱幼残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因此她片面地认为中国应以家族作为现代民主的坚实基础。这不仅如她所说的，“美国人很难意识到家族作为民主政府基本单位的合理性”，而且还不幸招来了中国进步人士对她的极大反感。认为她是在维护中国的旧传统。同样，中国某些主张西化的思想，也为国人不能接受。这些主张西化的人和赛珍珠一样，都把他国的制度理想化了。因此，尽管他们的主张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因其片面性致使两国人民产生更多的误解。如赛珍珠笔下的人物玛丽，以为在中国已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可是当她听到中国发生排外的暴力事件后，不禁陷入深深的苦闷中。在中美两国人民中，像玛丽这样破灭了幻梦的，不乏其人其事。
那末中美两国人民能否真正相互理解呢?
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因为她深知这两个地处大陆的国家确有不少相同处．它们不仅幅员广大，而且都经受过炮火的洗礼，都热爱自由。她曾在《我的几个世界》中举例说，她的中国老师孔先生十分称赞林肯解放黑奴，而她的父母虽然生活在南方，其家族人员在南北战争中也有为南军作战的，他们都饱尝战败之苦，但双方家庭又都为奴隶制的灭亡而高兴，他们都以维护宪法和《人权法案》为己任，何况他们又都是追求博爱的基督徒。同样，赛珍珠认为自己有幸生活在一个更仁慈的世界中，她接受了中国人的观念：“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杀死一只动物也是罪过，自不必说杀人了。”所以她自小就相信，“孔先生和她那心地善良的外祖父如果能够彼此相见，促膝谈心，他们是会相互理解，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
东西方交融将升起希望之光
可惜中美两国相距太遥远了，赛珍珠对中美两国友好的期待，亦一波数折。
赛珍珠早就担忧她的同胞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对亚洲地区的人民漠不关心，不仅将导致国家的错误决策，也将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为此，她自觉地担当起介绍中国和亚洲的任务。除了创作反映中国的小说外，她和丈夫还收购了濒临倒闭的杂志ＡＳＩＡ，使它得以继续向西方人民介绍亚洲人民的生活及其发生的各种事变；一九四六年，她又创建了东西方交流协会；她还积极支持中国著名演员王莹组建中国剧团，帮助他们到白宫和美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正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邀请他们演出、讲演或造访时，这一切最终却不得不终止。其原因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困难，更主要的是因为美国政府已宣布：“美国未来的政策将不考虑亚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问题。”当时在美国连宣扬人类的友谊及各种族应平等相处、互相理解、和平共处也变得非常危险，她的那些亚洲朋友们遭到无端的猜疑、欺诈及卑鄙虚假的指控，那些熟悉并能谅解亚洲地区的善良的美国人和真正的学者，也因之丢掉了自己的职位，她本人也被列在红色危险人物的名单中。她备感孤凄。
赛珍珠开始意识到在当时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世已不可能增进任何人类间的相互理解。她得出一个教训：一个国家就如一个儿童，它难以理解超出其年龄和心力的东西。只有等待时机成熟，欲速则不达。
美国政府的反对新中国的政策，也促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苏联一边倒。此后，美国在亚洲战火不断，美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赛珍珠也和她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越来越不了解，越来越难以理解，乃至怀疑她早年形成的反对一边倒的主张，对中国内部发生的事，她作出了某些错误的判断，写出带有极大片面性的作品，自然也就更难被中国人民理解了。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美国人，赛珍珠一方面痛惜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事务中犯了令人难堪的错误，走了令人惊恐的错步，但她也欣慰地看到美国人民的思想不断取得了进步，更加合乎常识和理性，正在逐步放弃致命的种族偏见、信仰偏见、国籍偏见，已不再自不量力地要领导世界了。她强调美国应该不靠武力和政府间施加压力，而是靠共同利益和友谊，来取得别国人民的信任。诚然，这些忠告也很难为美国的某些政客所接受。她对本国政府和人民的清醒分析，对我们中国人民倒不无启示意义。虽然我们国家的国力较之赛珍珠在华期间，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和发展，人民的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努力克服诸如盲目的傲慢自大，不正视事实等痼疾。但也应看到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引起的矛盾会时时发生危机，两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和缺点，也会更加容易产生相互问的关系问题。显然，要在政治上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今天仍是天方夜谭。所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当年赛珍珠矢志开展的多方面的交流活动，让不同的民族有充分的了解。试想，当赛珍珠的老师孔先生和她外祖父果真能不断地开诚布公地促膝谈心，达到东西方文明交融时，各种人为的阻力又怎能阻止他们去共同努力解决人类所存在的问题呢?目前，这一希望之光已在地平线上出现，势将普照在赛珍珠生前钟情的两个祖国的大地上。
该文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第22～26，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