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表现为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对科举制的赞赏。从“士”的伦理出发，视道德人格为“士”的人生最高目标。她视野开阔，在文化观念上有一种超越性，奠定了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桥”的地位。
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三根支柱撑持的：儒家经典学说、科举取士兵制度和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对儒家经典学说的尊崇、对科举取士制度的赞赏和对中国古代宗法伦理政治关系的钦羡铸造形成了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在她身上烙下下中国“士”的深深印痕。
一个在襁褓中被带到中国并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是无法拒绝中华民族文化在其心理上的积淀的。赛珍珠在她的自传《我的中国世界》一书里这样写道：“在我们山里，甚至镇江城里，是不需要警察的。每一家庭的每一成员都循规蹈矩。若有人犯了法，族长就会坐在议事堂内，决定给他们什么样的惩罚，有时还会有死罪。教育孩子如何行事，关系到一家的声望。尽管大人对七八岁以前的孩子极其宽容，但八岁以后，孩子们都要学会尊重由孔夫子一条条列出的为人处事的准则。”这种为人处事的准则，赛珍珠深有所感：“小时候，大人一再告诫我们：长辈不坐下我们不能先坐，长辈动筷后，我们才能吃，长辈不端茶碗我们就不能先喝……我们感受到受压制了吗?没有，想都没有这样想过。”赛珍珠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在瑞典学院颁奖文献中就作了肯定而突出的说明。
另一方面，赛珍珠对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也是持赞赏态度的。她认为“英国的公务员考试，是参考了中国的第试而制定的，而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又是建立在英国公务员制度之上的”。
当然，对科举取士制度的赞赏和对中国古代宗法伦理政治关系的钦羡，只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中国传统文化观尤其是封建文化观的表征之一，而衡量的真正标准还在于一个人是否对儒家经典学说的尊崇，是否以儒家思想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规范。
就赛珍珠本人而言，她对什么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和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正如查尔斯·Ｗ·海福德在《<大地>·革命和美国在华特殊阶层》一文中所指出的：“赛珍珠……抵制了(或者说不理会)那种根深蒂固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量齐观的种族主义简单化做法，因此理应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赛珍珠身上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背后的文化本质的认识。赛珍珠认为，“尽管孔夫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实际上正是他为中国社会、为他的子孙创立了一整套与宗教、与道德作用相同的伦理纲常。恐怕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会重新认识孔夫子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有多大。”
其次，是对积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潜能的把握。赛珍珠认为中国人的社会，是一个古老而稳定的社会。她认为，尽管对她这样一个洋生土长的人来说，中国是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但中国因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广阔而深邃的智慧而显得美丽。“对我来说，中国人似乎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智慧，一种天生的哲学观，他们大智若愚……即使跟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谈话，你也会听到既精辟又幽默的哲理。”“或许哲学只能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所拥有。”
第三，是对中国古典美的感悟。赛珍珠认为：中国的美，不在事物的表面。“这个古老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缄默不语，无精打采，从不在乎其他的国家对它的看法，但正在这儿，我发现了世上罕见的美。”“她的美是那些体现了最崇高的思想，体现了历代贵族的艺术追求的古董、古迹……”
当然，对一种文化传统具有清晰的认识，并不能说明就一定具有此种文化观．关键在于是否以此种文化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模式。赛珍珠恰恰是中国式的。因为她如果不把中国的一切作为参照系，她便不能思维，她这样写道：“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里，人性与人际关系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于我的中国朋友来说，了解别人在想什么重于一切，因为如果你不清楚别人在想什么，你就无法与其建立起友谊，甚至也无法在共同利益上合作共事。在我的美国邻居、熟人以及那些和我有点头之交的人的中间，我也同样恪守这一处事之道。”
二
从“士”的伦理道德化的人格出发，赛珍珠超越了个人和民族的狭隘立场，把目光投向了“民生”。她崇尚一种超历史的伦理主义，追求一种素朴的、原始的人际和谐，视道德人格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她无法忍受现实中所产生的“非道德”的现象。理想的主观价值原则与不可能实现的客观环境的尖锐冲突，又使赛珍珠多少产生了一种“士不遇”的心理，在她的灵魂上染上了几许忧患的色彩。而具有儒家的道德化的忧患意识，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心态。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士”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文化的自觉创造者和敏感承受者，文化塑造与自我塑造．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高度的同一性。从孔子开始，就强调“士志于道”，强调把学术当作天下公器视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精神，而不为物欲和权势所扭曲。在“士”的规范上，则强调首先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也即“道尊于势”。
赛珍珠自己认定的“道”是怎样的呢?她认为，应该“尽我们所能，去创造一个合理欢乐的世界”，人们之间应该“没有种族偏见、信仰偏见、国籍偏见”，“维系自己的盟友，不是靠武力和政府间施加压力，而是靠共同利益和友谊”。对一个政府而言，这个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政府若是对它的人民不公，就应该让它灭亡”。
但很显然，她早先从孔先生那里接受的“普天下人是一家”的观点，在现实中遭到了破灭。杰姆斯·汤姆森评价说：“赛珍珠留恋中国农民在孔子帝国兴盛年代里的安宁与平静的生话，但从她主要描写丑恶与不公平的一些既生动又朴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年代不仅少有，且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忧患意识。“我带着这种忧患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的忧患意识没有像花儿一样盛开，而是像一层层紧裹的花蕾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忧患意识正是一种“士”的文化心态。儒家的入世精神要求“士”自强不息，“兼济天下”，更要求“士”应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切都要求儒士必须把历史的评判原则置于审美的评判原则之上。赛珍珠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写道：她虽然对李白承皇恩，日日醉意朦胧的遣遥生活表示钦羡，但她对现实生活中喝得烂醉如泥的人是绝不会喜欢的。她写道：“我从来不会对一个失去自控能力的人感到毫不在乎。我只感到可怕、厌恶。我想，这也是由于在中国孔先生向我灌输过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缘故，那君子应怒不失态，醉不忘形。”无疑，赛珍珠的文化心态是儒家的，因此，她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每当我看到邪恶和残酷的事情发生时，我就要全力打抱不平，帮助弱者。这成了我终身的行为准则。”
三
赛珍珠漫游并考察过东、西方许多国家，视野开阔，在文化观念上有一种超越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别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持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二是对本民族和本国的文化在肯定的同时又持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反对文学民族主义；三是在文化交流上，她确立了一条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路径——主张关注实际上正是多元共存的文化现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多种文化的交流，反对暴力，反对一种文化传统对另一种文化传统的分割和颠覆。
查尔斯·Ｗ·海福德在《<大地>·革命和美国在华特殊阶层》一文中评价说：“归根结底，赛珍珠……抵制了(或者说不理会)那种根深蒂固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量齐观的种族主义简单化做法．因此理应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
海福德的话至少告诉我们，从本质上讲，赛珍珠持有的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世界观。然而．客观上她并不是炎黄子孙，因此，当她把她的文化之根重新植入美国这片土地时。虽然她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活力，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西方文化会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当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分析赛珍珠时，我们会发现，她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尤其是东方的文化持有的是一种尊重甚至赞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换个角度来看，又使我们看到赛珍珠在文化上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这二者的结合，又奠定了赛珍珠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桥”的地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赛珍珠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赛珍珠受其父母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和我们是平等的，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中国文明值得我们尊重”。“在亚洲，人类文明很早之前就在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方面登峰造极”。她强调，“中国的文化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赛珍珠断言：“即使在那时，我也能看出，中国将来注定要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的。中国一向是文化的发源地，只有印度可以与它媲美，尽管印度与中国全然不同。”
其次，赛珍珠能清醒地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在谈到美国文化时，赛珍珠说：“如果说我还时常想念中国的话．那是因为我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哲学。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教义和思想，也不乏偏见和信条，只是没有哲学。或许，哲学只能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所拥有。”“的确，中国人由于其悠久的历史而培养出了他们的自然主义哲学，而我们美国民族也正朝这个目标奋进。”
第三，赛珍珠根据自己的经验，为找们开辟了一条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路径。赛珍珠认为，互相体谅尊重，还要有耐心，相信人人各有其行事的道理和待人的技巧。赛珍珠相信，如果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能互相理解，那末，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士的人格理想和儒家文化心态在赛珍珠身上的具体体现。若干年前由于中国作家从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赛珍珠的获奖便成了我们中国某些人感情上的一个痛处，对赛珍珠的评价有失公允。一个美国人运用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使用中国式的小说技巧，却写出了畅销的获奖作品，这同样成了一些美国人感情上的痛处。由于这种疼痛的刺激，时至今日，一些所谓权威的美国文学史仍然不愿或不敢提及曾影响几代人的“中国通”及其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大地》三部曲，不愿或不敢去正确地评价赛珍珠和她的作品。
早在一九五三年，在写《我的中国世界》一书时，赛珍珠就给自己的定位作了精确的描述。她的话虽然是针对传教士的布道而言的，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她的话仍然是准确无误的：“由于我知道白人在亚洲的行径，所以我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布道。即使今天，在我自己的国家，我也决不会走进一些教堂去听白人布道，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个黑人来到这个教堂，他很可能找不到座位以便坐下听上帝如何热爱全人类。这样的教堂里也没有我的座位，这是因为我长在中国：我身处中国却非其一员，身为美国人却依然不是它的一员。”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不应该由美国文学史，而是应该由中国文学史来对赛珍珠作出评述，才更为妥当些呢?
该文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第27～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