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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名人赛珍珠 >> 赛珍珠学术资料 >> 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


——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


  在赛珍珠的整个文学创作中,长篇小说《同胞》(Kinfolk)是第一部全面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不仅如此,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同胞》也是第一部描写中国“海归派”知识分子回国寻根和寻找归属感的作品。
  当赛珍珠因《大地》在1931年出版并声誉鹊起之后,她最为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批评家所赞扬、而同时又为另一些学者和批评家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她仅仅描写了中国的农民,而没有去写对中国似乎更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比如,宜闲(胡仲持)就说,《大地》“所描写的不是我国大都市中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上流中流社会的人们,却是内地农村社会的穷苦、愚昧、‘靠天吃饭’的男女。这些我们的同胞们,虽然占着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却是被我们当道的大人先生置在脑后的。现在布克夫人偏偏拣了这些可怜的农民来描写,这在久居都市的富于布尔乔亚意识的读者看来,也许不免有些嫌厌罢。”
  实际上,赛珍珠之所以专注于中国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源于她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中国的现实在思想上和认识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当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对她表示不满的时候,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几十年如一日。然而,她在以后的作品中,还是写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同胞》。
  《同胞》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其更主要的价值在于,她首次以饱满的热情和有力的艺术表现手法,写到了中国“海归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所谓海归派,是指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员。如果往前追溯,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就是“海归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其后,在容闳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容闳所提出的“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的计划得到了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后来,到1872年,清政府选派了3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并且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共选拔了120名中国幼童到美国去学习。虽然这次由清政府所选派的留学美国的计划最终以很悲惨的结局而告终,但从此中国学子就开始了大规模留学美国的历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留学生的思想和生活等等状况,无论是在文献记录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还是在美国华裔作家的笔下,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而在赛珍珠的《同胞》中,“海归派”知识分子们真实的处境、艰难的选择、爱国的热情、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等等,在这里得到了惟妙惟肖的抒写。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胞》的价值就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同胞》的专门性评论却只有一篇。那就是前苏联人N.谢尔盖耶娃所写的《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该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无论是从思想上、艺术分析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别的暂且不论,我只举其文中的一点来看看她论点的荒唐之处。她说:“作为她书中主角的中国青年,是世界主义理论的活生生的反证。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他们想看见中国强大,祖国的人民健康欢乐的愿望,战胜了他们心中的其他一切。布克夫人不得不注意到在中国人民中间爱国心的巨大高涨和青年人想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热望。她把这个是记录下来了。可是她对这个新中国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竟未涉及。她根本没有给予自己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任何满意的答案……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赛珍珠都无法提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她的反动偏见使她看不见生活的真理。因为她想使她的读者无视中国群众的要求。美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向她们所拼命想置于自己监护下的中国,提供任何积极的方案。”
  谢尔盖耶娃的文章经国内学者翻译后发表于1950年第2卷的《文艺报》。而《同胞》出版发行时的1949年4月,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呢。赛珍珠因为不能未卜先知,所以要承担“对这个新中国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竟未涉及”的“罪名”,岂非滑稽可笑?即便这里的“新中国”并非是指1949年10月所诞生的新中国,那也不能因此怪罪赛珍珠,因为作家并不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承担责任。赛珍珠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为什么要为她所提出的现实问题提供答案?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理性和理智的人,都会感到上述说法的荒谬。然而,就是这样一篇谬误百出的文章,居然成为国内外较为全面地评论《同胞》的唯一一篇评论文章,实在是一种讽刺。
  我认为,《同胞》是一部思想深刻、主题鲜明、艺术表现手法很有力度的长篇小说,值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

  《同胞》的面世,首先是在《女士家庭》(Ladies Home Journal)杂志上连载,时间跨度是1948年的10月到1949年的2月。两个月后正式出版发行,随即便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并且被美国每月图书协会指定为一部“主选作品”。
  正像几乎所有赛珍珠的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也没有很明确的时间概念。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写作的年代是在二战以后,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之内。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侨居美国纽约的中国哲学教授及其一家人的故事。梁文华博士在美国大学里任教,著书立说,宣扬儒家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他有四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两男两女。其妻是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但她凭着自己的直觉,对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乡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准确认识。四个孩子中,先是大儿子詹姆斯和大女儿玛丽自愿回到祖国,到后来,另外两个孩子小儿子彼得和小女儿路易丝也被梁博士撵了回来,为的是不受美国文化的污染。回到中国之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之中。最后,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小女儿路易丝,无法适应国内的生活,最终回到了美国。小儿子彼得虽然并不真正懂得革命究竟是什么,但却为了那些受压迫的人民参加了革命事业,最后被国民党的暗探暗杀了。只有詹姆斯和玛丽深入到乡下——他们祖籍的家乡,并且都在这里结了婚。他们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改善中国人民命运的事业之中。
  《同胞》的主题很鲜明,人物形象也很独特。相对于赛珍珠过去的小说创作而言,《同胞》的主角有了变化。过去,她一向把笔墨洒向中国底层的农民,但这次却把笔触指向了知识分子,而且是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他既写到了依旧留在海外的那些华裔的知识分子,同时,更是把镜头聚焦在“海归派”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在赛珍珠的创作中,这还是第一次。梁文华博士和他的大儿子詹姆斯无疑代表着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留学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样也代表着走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的知识分子。而小说所隐含的问题实际上也很直截了当,那就是: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
  我认为,爱国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思想为主,靠传播其爱国的理念为主旨而不付诸行动,一种是将自己的爱国思想实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前者可以称之为是理论家,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是实践主义者。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梁文华和其大儿子詹姆斯就是这两个极端的代表。我无意去评判这两者孰高孰低或是谁对谁错,但我想,我们总是会对实践主义者有着更多的尊重和敬意。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梁文华博士所选择的道路,是在海外宣传中国古典文化,以此来寄托自己的爱国情结。梁博士“早年在中国时,曾受过孔子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多年客居纽约,在美国的大学里讲授中国哲学。这位英俊、高大的博士在华人圈中是一种骄傲。他在美国靠讲述中国文化为生。他把对中国的热爱,跟自己所钟情的中国古典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虽说如此,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是感到困惑甚至是疑惑乃至于羞愧。比如,当他在唐人街的戏院看戏的时候,他就在想,“眼前舞台上这些大摇大摆、高声吟唱的演员和他们色彩鲜艳的古代服装,给人一种幼稚、傻气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人物,毫无疑问是一位理论家,而非实践主义者。比如,他讲授中国哲学的目的,就是希望年轻单纯的美国大学生们能从中吸收精神营养。因为他本人就认为,“正是这种营养使得中国这个有着四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能保持原样。……这种精神营养还将使中国度过目前的困难时期”。正因为过度的热爱和吹捧,使得他的听者一一包括他的孩子们——在心目中把中国描述成为了一个理想国。当他们回到祖国、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时候,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比如,彼得·康教授在《赛珍珠的文化传记》中就说,《同胞》中的主人公梁博士“是一个高级骗子,他讲述了一个玫瑰色的、童话式的中国,对古代的文本和模式作了依稀仿佛的演绎,用一种亘古不变的安详掩盖了所有剧变”。同时他又认为,“梁博士代表了整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我看来,说梁博士是个“高级骗子”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但说他代表着中国那些“整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阶层”则是准确无误的。或者,换一种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说法是,他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代表。例如,他自己也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有意义的是质量,即有发言权的少数人,学者。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比农民更能完美地代表中华文明的精神。我们民族历来由我们知识分子治理。”这种说法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指责赛珍珠只写农民而忽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一脉相承。“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子在这里昭然若揭。再比如,梁文华同样认为,是“上苍指示他来到异国他乡,使他成为向美国人解释中华文明的有用人才,尽管这种文明当今似乎黯然失色,但是一旦实现了世界和平,中华文明一定会重放光彩。”梁文华给自己制定的使命是要“把东方和西方连结起来”,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使命”。而且,他并不想客死美国,他曾对美国朋友说,“一旦形势好转,他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安度晚年,同时向他的同胞们解释光辉灿烂的美国文明”。应该说,这里流露出的不仅是梁文华的使命感,也是当时一大批中国留美学人给自己的定位和使命所在。我想,这也是赛珍珠所向往的中国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局面。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梁文华这个人——我们可能会说他在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自私、虚荣和自大——但我们得承认,他确实为中美文化交流,特别是向美国输入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总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向中国人宣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用最完美的形象向美国人显示中国”。
  但我认为,《同胞》》中真正的主人公,是梁文华的大儿子詹姆斯.梁,而不是梁文华。
  詹姆斯是中国现代史上“海归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实践主义者的代表。像詹姆斯这样一代留美学人,从一开始都打上了很深的爱国主义的烙印。他们倾向于在行动中而不是在言语中去实现自己为国做贡献的诺言和理想。也许他们的满腔热情,开头并不是很有坚定的支撑,但报效祖国的念头却是强烈而又执着的。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性格上,詹姆斯都跟自己的父亲格格不入。他倾向于行动而不是话语。他认为,“强有力的拳头比华丽的词句更受尊敬,事实总比想法更有价值。在家庭之外,他学到的是行动而不是感情。当他的父亲陷入流落异国常有的莫明的感伤时,他更主张行动。”从一开始,他要回国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我想回中国去,在我们的祖国工作”,因为“中国需要我们,……中国的医院太少了!有朝一日,我要在中国办一所大医院,病人都能来看病、治疗”。他在对自己倾心的姑娘的父亲李先生表白的时候说:“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不管美国人待我们多好,我们还是流落在异国他乡。可是这还不是我要回国的原因。我有一个愿望——也许有点异想天开——我想为自己的人民做点事情。
  正是在这种简单而又质朴的思想,使他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他父亲的道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在詹姆斯内心的最深层,有一种“一直被压抑的严严实实的”“悲痛”,“即为他父亲在中国经受苦难的岁月里选择流亡到国外而感到悲痛”。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当他的祖国处在危难之时,他愿意献身救国。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否则他生不如死”。在他的心目中,“我们的人民很好——我们中国人好极了。中国很伟大,中国并不真正衰弱,只是在苦难之中。中国正在等待着我们拯救,去挖掘她潜在的伟大力量。她在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里生活的太久了,她需要在一个新世界中获得新生”。这是他最终深入到民众之中的动力。
  在小说中,詹姆斯从美国回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农村。詹姆斯所选择的这样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赛珍珠理想中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归派”知识分子——所应该走的道路。

  如果说,赛珍珠在《同胞》中仅只是写了知识分子该如何去服务于祖国的话,那这部小说还算不上是一部上乘之作。赛珍珠并没有仅限于此,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深入描写了当时许多留学海外的学子在“归国还是滞留海外”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在看待和应对革命时代的事物时的内心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同胞》的艺术表现都很有力度。赛珍珠通过一个执着于行动而非夸夸其谈、甚至是不善言谈的詹姆斯的默默思考,着力塑造和展示了一个内心丰富、性格卓尔不群的人物形象。他的彷徨、迷惘甚至是失落和绝望,都在作品中有很好地再现。
  詹姆斯回国的目的,就在于要为祖国做点实事。然而,尽管他回国的决心很大,但究竟这个选择是对还是错,回去以后究竟怎么样,他心里并没有底。在回国以后,他彷徨过、失落过、失望过,甚至也感到绝望过,但为国奉献的精神支撑着他,因此,一切的艰难险阻最终都没有能阻止他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去奋斗。比如,在现实生活当中,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詹姆斯到北京之后发现一切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时,他感到自己再次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觉得自己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必须在两种人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他加入同事的行列,不关心同胞的痛痒;要么他就得再作一番努力,至于何种努力,还说不清楚。”
  然而,很可宝贵的是,詹姆斯是很善于反省自身的,因而也就总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虑问题,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詹姆斯刚刚从美国到达中国的上海时,曾经一度感到“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他又凭什么把自己想得这么重要?没有他中国已存在了四千年;他死后中国还会亿万年地延续下去,祖国不会在乎他这个人。他开始骂自己是蠢货。想象还是他父亲头脑清楚。”但这样的念头,很快就淹没在了中国“火热”的生活之中。再比如,他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实充满了悲伤,“这里陈腐的东西太多……到处都是腐朽”;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深入到民众之中去。“他觉得自己仍然浮在祖国的表面,没有扎下根。他还是异乡人,他很想除去这种异乡人的感觉。他想深深地扎进人民的水土中,但却不知从何做起。”生活的磨练使他知道了,“过中国人的日子要能忍耐”。从此,詹姆斯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开始自觉地让自己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说话和行事。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比如当他的弟妹被父母送到中国之后,詹姆斯甚至很想依照中国的传统方式为自己的妹妹路易丝安一门亲事。”
  随着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詹姆斯对中国真面目的认识也在一天天加深,对中国也有了越来越符合实际和清醒的认识。当路易丝表示不愿意生活在中国时,她说,这是“一个破碎的国家,值得一提的都是过去的东西”。詹姆斯则很坦诚地对她说,“我们已经结束了一个时代,正要开始一个新时代。我留在这里是为了未来,而不是因为过去。”他还对她说,“我要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子,我绝不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祖国。他们一定要呆在这里,……无论他们走多远,他们还要回来;无论在哪里,他们还要想着回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我们的人民着想。”
  正是由于对中国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使得詹姆斯和妹妹玛丽下决心要离开北京这个大都市,到离劳苦大众更近的乡下去,从而去实现自己为国效力的理想。正如詹姆斯所说,“我要把根深深地扎下去,扎下去”。玛丽也说,“我想深入到农村。我们在这里仍然还是浮在表面。……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远离了我们的人民,几乎和我们还呆在纽约没什么区别。”就这样,詹姆斯和玛丽以及他们的好朋友刘成到了乡下梁庄——他们父亲的故乡。
  应该说,詹姆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不是失去理智和理性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当玛丽误解了他,认为他不想回去的时候,詹姆斯很严肃地对她说,“我只是问问为何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带些什么回来。光这么回来和愚昧大众生活在一起会使我们自己也愚昧起来。我们必须考虑考虑我们在这里怎么生活。我们并不是仅仅想把我们自己埋在——祖先身旁。”
  正因为有了这份清醒和理智,才使詹姆斯在与传统势力的代表焘大叔的斗争中、在与自己的弟弟彼得和妹妹路易丝的争论中,始终精心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焘大叔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詹姆斯看得出来,焘大叔不会喜欢有什么变化。然而詹姆斯却下定了决心要为老家带来变化。”詹姆斯的弟弟彼得起初是不喜欢到中国来的,甚至可以说是讨厌这里。但他在这里看到了贫穷的劳苦大众,因而加入了秘密的青年组织,试图为穷人们的翻身解放而努力。但他最终遭到了暗杀而将尸骨永远留在了中国。彼得的死使詹姆斯领悟到彼得的伟大之处,也更加使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在那个时代所受的苦难。“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独,也第一次感觉到周围老百姓的众多和艰难。”如果不是彼得死了,詹姆斯“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从来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幸福、看不到平安的生灵。他们聚居在生活底层,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生活压迫着他们,把他们按在最底层。彼得以他自己的方式比他们更快地认识了人民,又以充满激情的悲剧方式企图去帮助人民。”正因为对中国现实有着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所以,即便是当彼得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人暗杀之后,詹姆斯也并没有因此而逃离中国。“他还年轻,还活着,他不会让自己被压垮。对生命的顽强渴求和他自己的生命力使他平静了心绪,冷静了头脑。……他希望他能活着看清自己的目标,即使不能活着达到它。”詹姆斯后来对中国和自身的认识更是非常深刻。他们“做的是救治的工作,而首先需要救治的是他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认为我们必须改变他们呢?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证明某件事是正确的,那他们就会自己改变自己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海归派”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美国的时候,詹姆斯一心一意要回祖国服务,当他回来以后,对祖国、周围的人们以及自己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头的时候,他不愿意融入其同事之中。到后来,“他开始更好地理解苏大夫和彭大夫他们那一类人了。”尽管如此,他还要进一步地去接近底层的人民,“他认为应该有一条能接近他的人民的路。”为此,“他一定要找到一座桥梁”。最后,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这样一座桥梁。他把自己在梁庄所建的那个小诊所,改建成了一所大医院,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好地为贫穷的人民服务。
  詹姆斯的人生道路实际上为那些身在异国他乡和留学归国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要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点事,一方面,既不能始终抱着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不顾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不能为了服从现实而忘了自我,使自己迷失在改造现实的道路上,甚至被现实所同化。詹姆斯所走过的道路,对当今“海归派”的知识分子们,同样不无启发意义。

  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同胞》是最早对待美国华裔经历的文学作品之一。自从1849年有中国移民到美国去淘金开始了中美两国文化的交流,迄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在美国的中国人,一直摇摆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这期间,寻求自己的文化根源,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一直是华裔魂牵梦绕的主题。然而,这样的主题,在20世纪40年代,还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应该说,美国华裔作家早在100多年前就出现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美国文学历史之中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而作为一个群体的华裔作家的出现,那就到80年代了。这些华裔作家所探讨的主题之一,就是让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去寻找自身的文化根源,从而寻求一种归属感,进而试图在美国多元文化的语境下确立中华文化的地位。
  而赛珍珠的《同胞》早在1948到1949年间,已经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描写。她在小说中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那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小说中,无论是梁文华还是他的妻子、大儿子詹姆斯和大女儿玛丽,都时时刻刻地铭记着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甚至认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在试图有意识地划清这个分界线。他们仿佛总是在提醒自己: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美国人毕竟是外国人”。而且,梁家人似乎总是记得,“他们在美国毕竟是外国人”,而且还时常告诫自己,“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人的样子。”比如,当女儿路易丝在学美国人束腰的时候,梁文华就告诫她说,“我们是中国人。……千万别忘了我们在这儿是外国人,我的孩子。这不是我们的文明。我们可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作者对詹姆斯的一段描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觉得自己来这里并不仅仅是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也许他来这里根本就不是为了做什么好事,他来的目的是为了疏导隐藏在人民中的某种生命。救治更是为了疏导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它就是良知和睿智,这是一种继承这也是他的继承。在他给予他的人民以健康和文字工具的同时,他也给予自己以学习他们智慧的手段。当他熟悉他们时,他就可以取得他曾被割断的继承,这样他就能找到自己的根。”
  詹姆斯最后的娶亲既令人吃惊又耐人寻味。他最后愉快地接受了他母亲、他妹妹玛丽及其丈夫刘成近乎玩笑似的提议,让他们为他找一位妻子。他很平静地对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说,“我愿意娶一个脾气好的女人,身体强壮,健康,一个农民的女儿—我们自己的农民。”他的态度出人意料,令听者瞠目结舌。但詹姆斯在跟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姑娘的婚姻中,找到了归属感。这也似乎预示着他把自己彻底从美国文化的归属中脱离开来,最终融人到了中华民族并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正如詹姆斯所想的那样,“对他来说,这桩婚姻不仅仅是婚姻,还是与他自己人民的重新结合。”最终这桩婚姻的结局完美,“像银子一样精美、像带露珠的蛛网一样优美的东西已开始在他和妻子之间编织起来。”最后,他终于意识到,他的妻子玉梅“正是他所需要的与他自己的人民联系的桥梁。……通过她,他已开始在他祖先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以为,这不是赛珍珠的狭隘,而是如实反映了当时一些“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心态。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虽然詹姆斯和玛丽分别迎娶和嫁给了中国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被改变。詹姆斯没有沉溺于自己新的生活当中,玛丽也并没有“成为一个温顺的中国妻子”,她言谈举止“仍像一个美国人”。玛丽和詹姆斯一样,有着同样的理想和追求。她也说,“等我有了孩子,我不会让他们去美国。我们的生活在这里,他们必须在这里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他们想要得到更多,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们不能梦想得到别人创造的东西。”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我想,如果“海归派”知识分子最后都完全被中国的现实所同化,成为了像所有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的中国人,那么,这种变化就毫无意义。“海归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就是要给中国人带来海外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思维方式,从而让人们学会用多棱镜去看问题、看待人类和认识世界。小说中所描述的这一幅意味深长的图画,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兄弟姐妹是如何在这个已经不再单纯的世界上去努力追寻自己的理想和寻求自己的归属感的。
  就当前的美国华裔文学而言,华裔作家所说的或是想说的,无非是再现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归属感的困惑、处于两种乃至多种文化中的困境、民族的属性等等。
  而这一点,赛珍珠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做到了。
  赛珍珠二战以后的小说主题,大都是在中国和美国之摇摆。但像《同胞》这样主旨鲜明、思想深刻的作品尚不多见。我认为,《同胞》虽然出版于1949年,但却切入到了一个非常具有当代性的主题,那就是在中西文化乃至于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华裔所面临的两难选择。赛珍珠在这里所关注的,正是后来兴起、现在方兴未艾的美国华裔文学所关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胞》再一次证明了赛珍珠的超前性和其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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