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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也不该遗忘

  题记:这原本是1 992年在上海为纪念史沫特莱诞辰10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份发言提纲,因为在纪念史沫特莱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赛珍珠,那次发言的题目也就改成了“史沫莱与赛珍珠”。今天,纪念赛珍珠诞辰110周年,我也不能不想到今年也正是史沫特莱诞辰的11 0周年。把这两位美国女作家的名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和同时纪念,是再也自然不过的。她们不仅同龄,不仅彼此是朋友,甚至,还曾经有过同一个中国情人,而最重要的,她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是好朋友。
  朋友,总是越多越好;是朋友,一个也不应该忘记。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对此,已经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回顾坎坷的一生,她说,“我生平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就是对于被压迫穷苦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经实现了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这既不是誓言,更不是宣言,而是对于既成事实的简洁概括。
  她几乎是一踏上中国土地就投入了中国人民求进步、争解放的运动和斗争,她参加了中国保障民权同盟自始至终的活动,帮助过中国作家左翼联盟,曾经是鲁迅和茅盾的亲密战友。
  西安事变发生时,史沫特莱碰巧正在西安,她对于事件真相的现场报道,曾使得一部分中外反动势力对她恨之入骨,但也博得了广大进步人士的赞誉,当时名气比她大得多的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在写给她的信里把她和援助过美国独立革命的法国将军拉斐德相提并论;而她在回信中却说,“我的朋友,你太恭维我了,我只不过是一名,或者说,只是试图做一名:描述时事的作家,记录事件的书记员,中国革命编年史的撰稿人。”
  然而,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就像我们所见到的,史沫特莱从不是一名旁观者,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中,她几乎投入了她最成熟年华最有效的全部精力,而且是不顾个人安危,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就成了出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战的国民党部队中的惟一一名外国女记者。
  她是中国人民许许多多朋友中最杰出的代表,她以终生的斗争实践为“国际主义友谊”这一概念树立了光辉而生动的典范。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朋友每一位都是史沫特莱;对朋友,不能苛求,也不该苛求,何况我们民族从来就有着对于即使是滴水之惠也懂得不忘感激的传统美德。因此,在隆重纪念史沫特莱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曾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另外一位如果活着也应该是100周岁的美国朋友——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赛珍珠,就出身、经历和世界观而论,属于完全不同于史沫特莱的另一类型,但是,对于中国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民,同样—往情深。
  史沫特莱出身于美国底层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生来就是个先天的革命后备战士,终于成长成为一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而赛珍珠是一对传教士夫妇的女儿,虽然出生在美国,却从4个月大便来到了中国,在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以前,已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孔老夫子的熏陶。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接触,有趣的是对于中医中药她倒怀有鲁迅式的偏见,而赛珍珠的精神世界更富有中国特色,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了她以下一段话,谁会相信她居然是一对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呢,她说:“我觉得我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信仰,有我对于人的信仰也就够了。就像孔老夫子一样,我已被这奇妙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生命所深深吸引,以至不能再想象天堂和天使……如果除了此生再没有别的生命,此生也已经充分值得我作为一个人而出生和活一次的了。”(1 feel no need for any other faith than my faith in human beings.Like Confucius of old,I am so absorbed in the wonder of earth and the life upon it that l cannot think of heaven and the angels...If there is no other life,then this one has been enough to make it worth being born,myself a human being.)
  史沫特莱自1928年底从满洲里进人中国国境,1929年5月抵达上海不久,她就曾写信告诉她的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她已经能和中国人打成一片。她说:“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合在中国人的海洋之中,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饭食、过他们的生活,全神贯注关心他们的问题。”她还说,“我不知道会在中国停留多久,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可以永无尽期。”
  赛珍珠则在她文学事业的也是她整个一生的最辉煌时刻,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庄严地表示:“假如我不以我完全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是我的生活,事实是今后也一定会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的国家和中国这个养育了我的国家(她用的是foster country这样一个感情色彩更浓的词),在精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最重要的就是全都热爱自由。在今天这样说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因为整个中国正在从事斗争中最伟大的斗争,为捍卫自由而斗争。我也从不曾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因为我看到她正在从不曾有过地团结起抵抗威胁她的自由的入侵之敌。” (“I should not be truly myself if I did not,in my own wholly unofficial way,speak also of the people of China,whose life has for so many years been my life also,whose life,indeed,must always be a part of my life.The minds of my own country and of China,my foster country,are alike in many ways,but above all,aiike in our common love of freedom.And today more than ever,this is true,now when China’s whole being is engaged in the greatest of all struggles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I have never admired China more than l do now,when l see her uniting as she has never before,against the enemy who threatens her freedom.”)
  赛珍珠说这句话的时间是1938年12月,日本侵略军正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武汉已经失守。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在中国国内和在国际上,都有不少人不抱乐观态度,但就在中华民族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她接下去说,“就凭着这种在极深刻意义上是中国人民本质品性的捍卫自由的决心,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With this determination for freedom,which is in so profound a sense the essential quality in her nature,I know that she is unconquerable.”)
  史沫特莱以多种不同形式的英勇无畏的实际参与支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以她自抗日战争前线发出的出色新闻报道为中国人民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和广泛的同情,她那部《中国的战歌》后来被誉为二战最佳报告文学著作。赛珍珠则通过她被60多国翻译出版的畅销小说和拍成电影的故事帮助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位瑞典科学家伯蒂尔·林布莱德在她发表受奖演说之前曾这样说过:“赛珍珠女士,你在你的具有高超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了解和重视。你通过你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个人,你给我们展示了一些人家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人家生存根基的土地,你给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心。”
  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像史沫特莱一样,然而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和影响,也给予了始终一贯的积极支持。
  当然,她的那些作品,无论是前期的还是后期的,全都远不是无可挑剔,特别是后期涉及她并不真正了解的“共产主义”的极小一部分,——我对这一部分缺乏研究,我只是知道她的入境申请遭到我国外交部门拒绝是因为她被认为“反共”。但是,不论她在那一小部分中写过一些什么对于共产主义不表恭维的话,都不能把她简单归结为“反共”作家,在中国问题上,她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国民党和蒋介石,致使驻瑞典的国民党大使不得不拒绝出席她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以示抗议。1941年5月史沫特莱从中国回到美国后, 由于她支持中共而批评苏共和美共的立场,也由于她认为日美必战的观点和言论,处境孤立而且困难。赛珍珠和她后来的丈夫出版商沃尔什是社会名流中向史沫特莱敞开客厅的罕见例外,而且,能够有人和史沫特莱签约,不仅使她可以获得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而且使她有机会在巡回演说中宣传中国抗战、讲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故事。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王莹在美国被捕后,并非完全不知王莹政治背景的赛珍珠曾尽力营救。她还在美国对中国内战所持态度的问题上说过,“美国支持台湾是目光短浅的政策,中国大陆不论是不是共产主义,毕竟是亿万中国人的故土,反对它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以至她的名字也因此而一度被列入了“赤色危险分子”的名单而同时出现在几家报纸的版面上。如果她为了辩诬而曾经公开表示过或是以某种方式暗示过她反对“共产主义”,那么,她所反对的又可能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呢?她不是理论家,她是一个思想方法和立场观点都不能不受到出身和经历的影响而必然有所局限的作家。在理论上她不会反对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彼此亲爱的社会理想,她所译《水浒传》的英文版书名便是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在现实生活中她却难以接受暴力革命过程中难免会有而我们也终于承认是错误的某些过火行动,“共产主义”(communism)一词在英语里所指的,并不只限于一种理论体系、一种政治信仰,也指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种种政治实践,诸如苏联的大清洗之类,那就可以说是大清洗共产主义,而在我国也可以说有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主义,大炼钢铁的共产主义,大放卫星的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有些已经证明为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而先后被我们自己一一否定。
  有着丰富政治运动经历的中国人更容易理解,对于政治运动中弱势一方的被迫表态是不能过于认真的,值得重视的倒是逆境中的真情流露,就在冷战时期的1963年,赛珍珠还说过:“一个人不会在亚洲生活半生而不再回去。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会发生在哪里以及为了什么缘故。在我们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上,任何变化都比不上地理的变化大。中国那友好的国家,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家园,已经暂时成为禁地。我却拒绝称它为敌国。在我的记忆里,那里的人民太善良,那里的江山太美丽。”(“One does not live half a life in Asia without return.When it would be l did not know,nor even where 1t would be,or to what cause.In our changing world nothing changes more than geography.The friendly country of China,the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youth,is for the time being forbidden country.I refuse to call it enemy country.The people in my memory are too kind and the land too beautiful.”)
  和我们完全一致的朋友要比和我们不完全一致的朋友少得多。完全一致的朋友固然可贵,不完全一致的朋友同样可贵。如果我们善于听取批评,有时,批评我们的朋友甚至更加可贵。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重要的不是看他做了些什么别人也能做、也做过的事情,而要看他做了些什么别人做不到和没有做的事情。赛珍珠的过错如果说是过错也是许多人犯过而不少人都可能会犯的过错,但是她的贡献和史沫特莱的贡献,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她们和她们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就不可能有的那样一种贡献。
  这两位美国朋友都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第二祖国。晚年,都希望重返中国,但是史沫特莱,由于美国极右势力的阻挠和迫害而未能如愿,以至满怀遗憾客死英国;而赛珍珠,似乎是为了表明在自己和美国右翼势力之间有着泾渭之别而谢绝了随尼克松总统一路访华的机会,宁愿单独行动,却由于极左思潮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而未能获准入境,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她已经许诺而且相信能够做好的主持“重新看中国”这一栏目的工作,并在遭到拒签后的第二年便赉恨以终。
  这两位生前未能重返中国的美国朋友最后的愿望全都是“埋葬在中国”:史沫特莱要求把她的骨灰和中国革命烈士们的遗骨埋在一起;赛珍珠则希望把她的遗骸葬在哺育过她的母校镇江崇实女校的校园内。像这样的朋友忘记了任何一个都会使我们民族蒙羞,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我们可以和曾经兵戎相见的敌人握手言欢,可以对出卖祖国、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不咎既往,却对一个外国朋友的批评耿耿于怀,岂非莫大的荒谬。
  又—个十年过去了,我们对“朋友”的理解显然已经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再过一百年,史沫特莱和赛珍珠都是我们永远不应该遗忘的朋友。我甚至想要郑重建议,就让我们把这两位美国女作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连结在一起一同纪念吧,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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