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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名人赛珍珠 >> 赛珍珠学术资料 >> 两首封建家庭制度的葬歌——巴金《激流》三部曲与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之比较


  在中美文学史上.巴金和赛珍珠是在各自的国家有着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家。《激流》三部曲和《大地》三部曲(以下简称《激》和《大》)分别为他们赢得了世界性的文学殊荣——但丁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它们以全面、深刻、真实地反映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如何走向衰亡的主题、积极进步的创作思想倾向奠定了各自的文学地位。在中国加入WTO、中西文化交流与激荡的新时期,我们深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两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意义、价值和必要。
                
                           一
  
  一个作家的创作思想倾向的进步与否直接关系文学作品的成就,虽然它本身不是艺术,但可以渗入作品,影响作品、决定作品。形成创作思想的过程和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其中文化背景是重要因素。
  巴金和赛珍珠是两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这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封建家庭是维系封建社会制度和“吃人”礼教的基本细胞,千百年来青年人和妇女因之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失去了幸福和自由。两位作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约而同选择了这一重大现实题材,恰好反映了他们人道主义思想的一致性。
  巴金根据自己对人生和生命要义的理解和认识,主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人道主义观,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激》创造了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觉慧、觉民、琴、淑英、淑华是被讴歌的对象,他们唾弃和蔑视封建礼教,有着年轻人应有的青春、朝气。第二类是封建礼教的妥协者。觉新、云,枚和瑞珏、蕙、淑贞等因袭封建传统的重荷,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压,青春之花过早凋零了。第三类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冯乐山等,作者毫不留情地揭开他们虚伪、凶残、荒淫无耻、怯懦的真实面目。从三种生命形象体系中,巴金的爱和憎、冷与热一目了然,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评语中指出,“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的确,《大》艺术化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忍不拔、勤劳顽强、追求真理的优秀民族品格,展示了古老的华夏文化,改变了大国沙文主义对华的歧视,让西方社会第一次真正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貌,从而获得全新认知。当然,要想全面整体反映中国社会,不可回避要对封建宗法制、愚昧落后的习俗观念、连年不断的早、涝、兵、匪等天灾人祸有所涉及,但这种反映立足于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上,并没有落入一味地追求猎奇、媚俗的俗套之中,而是客观记载下中国人民苦难生活的各个侧面。
  巴金和赛珍珠两位作家在人道主义创作思想倾向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之处是受家庭环境影响。巴金童年生活在四川成都一个有着浓厚封建宗法制色彩的大家族里,但生活却充满了爱的温馨。他母亲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这就是幼年巴金心目中的母亲印象,母亲是他世界的中心。母亲不仅用爱心抚育了他,而且还教他去爱包括下层社会的人民。他曾回忆:“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全性格的根柢。”。母亲对他“爱”的教育,形成了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最早最坚实的基石。赛珍珠出身于一个宗教氛围强烈的传教士家庭,对她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要算其父亲了。她的父亲非常热爱和同情中国人民。在1931年缅怀父亲的文章《怀念》中,她写了其父热忱帮助中国人民的几件事,如乐善好施,物质上接济贫苦的中国人;在金陵神学院教书时把衣物甚至心爱的打字机赠予贫寒的学生等,他身体力行地教育赛珍珠,培养了她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影响了赛
珍珠前半生的创作活动和社会实践。
  如果说巴金的人道主义的构成包括童年时代的“泛爱”思想和青年时代的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的话,那么赛珍珠的人道主义则是基督教、佛教和儒教三教中“慈爱”思想的综合。“泛爱”思想的形成是巴金的母亲使然,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欧洲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如何区分选择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早年的巴金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惑,他没能够明晰地区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只凭个性气质择取了无政府主义,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实质属于个人主义。可是巴金却用它作为反抗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武器,毋庸置疑含有人道主义的底蕴。
  由于赛珍珠所处的家庭文化环境,人道主义形成之始就笼罩了一层宗教色彩。在父母的美国长老会世界里,基督教“信、望、爱”中的“爱”(仁慈)构成了其人道主义的第一个内蕴。在10岁时,父母专门为她延请了国学根底深厚的秀才孔先生教授中国文化,除了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外,孔秀才还给她灌输中国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沉积中的“仁”构成了她的人道主义的另一个内蕴。“我在基督教里长大,所学的生活准则是博爱;我也在另一个更为仁慈的世界中长大,所接受的是中国人的观念:生命是神圣的。”这是佐证。佛教的“慈悲”意识是其人道主义构造中的再一个内蕴。她父亲赴中国传经布教的同时,多年潜心研究佛教,写了关于基督教和佛教共通性问题的论文,幼年赛珍珠知晓佛教的教义就不足为怪了。她曾开过一个玩笑“供满神像的庙宇我见得多了,所以也就相信所有的这些神,他们当中我尤爱大慈大悲的观音,她容颜端秀,风度优雅,面目慈祥,内心善良,对所有的女性都充满了仁爱,可以肯定,她还有一个妹妹即圣母玛利亚。”对这不经意的一笔,不能仅当作一则美国式的幽默,更应深窥出她对佛学中“慈悲为怀”的教义的理解和吸收,这刚好切合了赛氏对人性善良一面的期望和渴盼,是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折光。赛珍珠在谈到父亲的宗教观时说:“我父亲认为,耶稣既懂得孔子学说,又知道佛经,因为孔夫子和耶稣的圣训几乎同出一辙。”实际上这也是赛珍珠的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内核就是人道主义思想。
  作家的世界观影响创作。《激》、《大》两部作品共同反映同时代的两位作家在不同的人生道路、家庭环境、文化氛围、社会实践下,接受相同的人道主义思想启蒙,成长为人道主义先锋战士,并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体现、传播和捍卫人类这一进步的思想。              

                           二
  
  为了对《激》和《大》两部作品获得更深层次理解,我们需要对文学深层结构中的基本主题和从属主题开展研究和探讨。以便更清楚地廓清两部作品异同的轮廓。
  基本主题是一个作家所有作品或某部作品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它的异同一个很大的原因来自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艺术上就是审美的差异。从两部作品审视中国社会的美学视角来看,赛珍珠是文化角度,巴金是道德角度,它们成为了基本主题异同的“分水岭”。如果说《激》侧重于从僵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的“吃人”本质上挖掘主题的话,那么《大》则通过东西方文化冲撞的必然性开掘主题,一个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再现,一个是中国传统土地意识的表现,都是封建家族制度走向灭亡的葬歌。
  环绕着基本主题。《激》和《大》两部作品派生出三个支撑基本主题的从属主题
  第一,两位作家对封建家族制度必然灭亡的过程作了艺术性的概括。
  《激》写的“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笔者按: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封建家庭)底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大》写了王氏家族由隆盛到分裂的全过程。两部作品再现了封建家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逐步衰弱的情况,如封建制度自身肌体的腐烂、小农经济的解体、中西文化的融合、军阀混战等等。《大》作品中对封建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经济附着物——土地,浓墨重彩地渲染描写。王氏家庭的发迹史就是依靠逐步购买和扩大土地而壮大经济实力、提高社会地位的,随着以王虎为代表的儿子们与土地脱离,王氏家族便四分五裂了;到了《分家》中,孙子王源又返回农业生产,矢志不渝地追求现代农业文明,于是这一人物形象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升起了新的希望。《家》对这方面着笔不多,只是浮光掠影地带了一笔,《春》里写到了觉新派袁成下乡收租却没收到,折射出封建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动摇了。关于军阀混战,《家》里有一段给诗礼之家带来从未有过的恐慌的情节,一群兵痞竟要进驻高家,一个下等马弁和一个娼妇般的连长太太公然对声名赫赫的克明大为不敬,高家外强中干的孱弱状况表露无遗。《儿于们》通篇反映军阀混战、军事割据、北伐革命一系列场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展现了出来。
  家庭崩坏的过程更有价值地通过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表现,在此仅选两组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王龙和高老太爷都是封建家族制度的代表者、维护者,有着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他们既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又无力阻挡新生事物的产生,他们蓄婢纳妾、追求享乐、冥顽不灵,当觉察到无法抗拒时代前进的步伐时,作出反应:高老太爷让克明当律师、觉新办公司,分散投资方向,力保家庭繁盛;王龙让三子分别为官、绅、商,三位一体共保既得利益,企图力挽狂澜,可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封建经济制度崩溃了,他们在惶惶不安的心态下构造的梦想被事实撞得支离破碎。王龙开始只是个小生产者,有过一段艰辛的创业史,有着农民尊老爱幼、吃苦耐劳、善于经营的优点,也有盲目自大、封闭守旧、麻木冷漠的弱点,这在高老太爷身上绝对不可能见到的,他没有这段经历。
  觉新、觉慧和王源同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经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压抑的环境促成他们精神上的苦闷和挣扎,都在寻觅一条通向民主、自由、幸福的道路。觉新是个双重人格的人物,“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是他逃避现实的行动准则,人性长期受到压抑,性格扭曲变形,他变成既是旧礼教的维护者、杀人帮凶又是旧礼教的受害者和内心的反抗者,作者对他同情和批判参半。觉慧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反叛是他性格的基调,他参加请愿、加入均社、创办《利群周刊》、最后成长成革命者,把自己的理想同革命的时代紧紧相连,行动轨迹符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与上面两个人物相比,王源也是一个在不停追求新生活的人物,属于那种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体现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青年,平和冲淡的性格使他最后在革命和事业之间抉择时选择了后者,这与只有把事业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方能求得自身解放和自由的规律是相悖的,表现了作家思想上的局限性。
  第二,两位作家均用如椽巨笔真实地写下了封建枷锁下中国妇女苦难的命运史,试图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妇女开始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不断追求个性解放,为挣脱封建枷锁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两位作家凭着人道主义的良知敏锐地感受到并着力刻划封建家族制度下的妇女生活,创造出足以在世界文坛上光芒四射的女性形象。
  周氏、王氏,沈氏、陈姨太等一批旧女性已被封建教义异化,失去了自我意识和幸福生活,他们用封建礼教的思维定势要求下一辈,直接造成梅、瑞珏、蕙,淑贞等一个个青年女性的悲剧。与此相似的人物,在《大》中主要有阿兰、荷花、梨花和王大、王二的妻子,她们也坠入了循环往复的“生命怪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中的阿兰。她有着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刻苦耐劳、顽强不拔的优良品质,也有着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定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缄默的外表后面深藏的旧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生命意识。组成《家》的女性形象中还有像鸣凤、喜儿、翠环、倩儿等这样一批被封建制度统治、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女性形象群体,而《大》中很少反映。
   两部作品中创造了在新旧文化嬗替进程中的青年女性新形象,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占有重要地位。《家》里有琴、淑英、淑华、许倩如,《大》中有梅琳、爱兰,作家拓开表象,更深一层写下她们追求新生活的性格发展历程。琴和梅琳,是两位作家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们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家庭制度,向往理想生活,怀有善良和同情心,代表了中国女性的全新形象,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和要求。琴不仅自己不屈不挠地反对封建家庭制度,而且很有心计,讲究斗争策略,在高家第一个赢得了婚姻自由,同时启迪和鼓舞淑英、淑华为维护自身合理的权益而战斗。梅琳身上少了些琴的叛逆性格,更多了些中和,她努力吸收中西医学文化,积极参与妇女儿童事业。应当说,两个形象的进步性是主导方面,反映了时代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受无政府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局限,两位作家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思考缺乏深度,相应减少了应有的批判力度。巴金安排了淑英从高家出走,把这种方式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恰好道出了他的幼稚,他没有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娜拉走后将会怎样”;赛珍珠不是一个阶级论者,反对战争和压迫的倾向在其作品里随处可见,梅琳就是在这种认识下形成的人物。实践证明,只有把妇女运动与国家、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才能求得妇女的自身解放,因此梅琳形象至少没能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妇女的整体形象。
  第三,两位作家出于不同的创作动机共同关注青年的爱情和婚姻。
  爱情和婚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尤其在“五四”前后自由恋爱的爱情观的确立,新的婚姻制度的产生成为时代的潮流,作家们涉笔这个方面也有了特殊的意义。从两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巴金和赛珍珠都反映了新旧爱情观和婚姻制度的相互对抗、碰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多妻”的旧式婚姻是青年们反抗旧制度的焦点,也是作家抨击的重点;作为两部作品的一个重要布局线索,主要青年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与此联系密切,他们都在为获得爱情和自己幸福生活而不懈努力,对封建家庭反抗越彻底的,就能够求得美好未来,反之,大多数是悲剧命运,起到了良好的警世、教育作用。
  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爱情与王源、盛、爱兰的爱情共同组合成那个时代青年爱情的各种典型,整体反映了当时青年爱情生活的全景。觉新的爱情悲剧是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自身懦弱的性格造成的,三位可爱的女性毫无意义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本质暴露无遗。梅由父母包办婚姻,和一个自己不爱又虐待她的人一起生活,在长期的极度的精神折磨中死去;瑞珏死于荒唐的“血光之灾”,封建迷信宁要死人不要活人;蕙在族权、父权、夫权的三重挤压下死于非命。觉民、王源与封建婚姻制度彻底决裂,思想毫不动摇,斗争态度坚决,他们都为反抗包办婚姻出逃过,始终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女性,行动坚决、果敢,最终如愿以偿。觉慧、盛、爱兰是资产阶级青年代表,同样也追求婚姻自由,可阶级的局限性却使他们实际上都未求得爱情的甜蜜果实。觉慧和鸣凤之间门第的悬殊,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导致了爱情悲剧;盛和爱兰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全盘西化,生活奢侈糜烂,一味在狭窄的个人小圈子里追求“象牙塔”式的爱情,当然追求不到纯真的爱情,即使暂时拥有也被时间和现实慢慢地风化了。
  由于反映思想观念和生活图景的不同,两部作品中爱情生活的描写客观上存在着分野。觉民和王源的婚姻是作者认为成功的,一个是从反封建的角度出发,另一个从文化象征意义出发。觉民的婚姻的反封建意识是可以比较明显地从作品中找到的,那么,王源婚姻的象征意蕴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王源的爱情经历分析。《分家》中的王源生活经历了四个阶段:上海——美国——回国——回乡,都同王源的婚姻爱情经历相连。到上海是为了摆脱父亲包办的婚姻,象征他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彻底否定;在上海他鄙视堂兄妹的西式生活,放弃了一位革命女同学对他的爱慕,象征他既不认同西方的婚姻制度也不赞同“红色恋爱”;留美期间,拒绝了教授之女玛利的爱情,象征他不同意中西文化形式上的联姻;回国后,他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与他一样中西文化和谐统一于一体的梅琳,“爱情”由此升华到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儿子们》有一段王虎与豹子头的女人传奇色彩的婚恋,这在巴金笔下是绝不会有的。
  一个是传统的否定,一个是历史的回归,造成《激》和《大》两部作品基本主题和从属主题的相异,但是他们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承传和扬弃,反映时代,表现生活,认识社会的道路上不期而遇了,共同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实质。                          

                           三  

  巴金和赛珍珠是两位学贯中西的文学艺术家。一个在青年时代留学法国,另一个是在华生活了36年的“中国通”。他们阅读和创作了不少异国题材的小说,汲取了中外小说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技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这在他们的代表作中有鲜明的表现。
  巴金把自己对封建家族制度的爱与憎通过“我控诉”的方式把胸中的积愤全部倾泻出来;赛珍珠说中国古代文人“找到了‘社会意义’这个词,于是他们写出长篇文学论文来证明小说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文献’。”因此,从创作的开始,他们就以艺术家所应有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投入作品的创作。的确,《激》和《大》两部作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了反映社会、认识社会的文艺功能。
  艺术需要技巧,呼唤技巧创新,但不能坠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的泥淖。赛珍珠在1938年12月12日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以《中国小说》为题向世界全面、客观、公正地介绍、宣传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史、社会功能、艺术手法、发展规律等诸多方面,使中国小说首次以如此的姿态走向了世界。在文中,她说:“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我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而巴金一直称他的作品“无技巧”,在《沉落集·序》中又自述道:“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在这里却跳动着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心……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
  从上面两段引文的比较中,结合他们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的艺术大部分源于赛珍珠对中国传统小说技巧的吸收和运用,透露出一种抑郁深沉、睿智奇崛的中国风;《激》是巴金以一颗“跳动着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心”去写作的,更是向西方技法的靠近,形成了热情自然、率直坦白的艺术风格。
  20世纪初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是《激》和《大》共同反映的对象。巴金用他热情的笔描写了“五四”前后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家族的衰亡过程;赛珍珠为世界人民谱写了一个苏北农民王龙偶然发迹,建立王氏大家庭,终于走向分裂的兴衰史,两部作品互为补充、互为依托地向世界各国读者展示了风云变幻、动荡激变、波澜壮阔的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历史画卷。
  《激》和《大》两部作品各自的三部分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和线索。巴金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采取西方小说横截式的结构手法,裁取“五四”时期这个阶段,三部作品通过多个主要人物性格发展的历程取得了内存的联系和节奏变化;赛珍珠以强烈的中国小说特有的史传意识,采用了纵切式的结构手段,王龙、王虎、王源是各部惟一的中心人物,在情节中把握人物命运发展,其实三部作品分别象征着“孔子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觉新作为《激》布局的主干从头到尾出现在作品中,作者让人信服地看到了他生存环境、两重性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一个个悲剧,直到《秋》里才有了一点亮色。《大》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王龙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大地主,王虎由一个士兵变成了大军阀,王源当过兵、参加过革命、留过洋,这些人物命运发展轨迹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牢牢攫住了读者的心。
  主要人物是作家们创作的着力点,也是对文学的贡献所在。在人物的典型化处理方面,两位作家“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两种方式兼用。觉新就以巴金的大哥为模特,王源形象以赛珍珠第一个丈夫约翰·路星·布克为原型,而高老太爷、王龙形象则综合了各种人物。巴金很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在《家》中运用了梦境、幻觉、独自等意识流的技法,读者有时竟分不清到底是人物在说话还是作者本人在表白内心,如《家》里鸣凤跳水死后觉慧的恐怖的梦,海臣死后觉新的幻觉等就表现了这一点。赛珍珠比较重视运用白描勾勒的手法刻划人物形象,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塑造人物性格特征,这些和吸收中国小说的技巧分不开。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融合客观上必然存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方法论去甄别、吸收、引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人类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通过《激》和《大》的文学作品比较,巴金和赛珍珠的文学成就和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它。由于种种原因,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与文学大国的中国无缘,这是世界文坛的憾事。但我们可以欣慰的是,除了文学工具用了英文而外,赛珍珠以她的代表作品向世界文学精英们展示了中国小说的迷人魅力。然而,“冷战”期间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推行,中西方政治环境的恶化,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造成了赛珍珠后半生同中国社会的隔阂、误会乃至曲解,又上演了一出文化冲突的悲剧。这种“诺贝尔”现象和“赛珍珠”现象是不是能够唤起世界文坛的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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