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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珍珠这篇序,反映了她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走向新生与进步的美好希冀。那种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热切关切,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深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特辑录其全文如下: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前,他们先辈中最进步的人士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这些人不满于当时国家的现状,他们意识到——这种意识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御来自现代化西方侵略的危险。这种侵略主要倒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经济、教育和军事上。这些人就是中国当今这代人的父辈,真正的革命家。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并将这样一个政权建立了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时代的旧政府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在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完成这么多了不起的变革。
  在这种变革的气氛中,当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他们的父辈吮吸、咀嚼了儒家的经典,并起来批判这些东西;而这些年轻人则受到新时代多种学说更加有力的冲击。他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一些基督教的知识,无神论的知识, 以及自由恋爱、共产主义、西方哲学、现代军事等等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知识。当他们广大的同胞仍然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时,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中极端思想的熏陶。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时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智力结构也不得不受影响。就好比要从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时期一下子跳到飞机时代,中间的空隙是巨大的,远非人的心力所能弥补。在这种矛盾中,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毫无疑问,这个空隙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些中国青年——男女皆有,但以男为主——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或者说失去了在自己国家所处时代生活的能力。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在国外接受的,在此期间,他们忘记了自己民族的现实。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入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于是,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革命。她医治了两大痼疾;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 日本问题不计在内。如果,中国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来的弱点依旧是弱点,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习惯意识。比如实践证明,——一个革命领袖在取得并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通常会变得象旧官僚那样保守和腐败。当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情形也一样。中国许多诚实聪明的年轻人都没有能够观察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外部世界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并不大。如果从前中国的发展不是那样呆滞,她的领袖们不是那么盲从和自私,她本来是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的。
  此后是一个绝望、疯狂、对西方理想更加崇拜的时期。西方国家的繁荣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爱国青年为本国的现状感到耻辱,有的还想掩盖这种真象。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
  如果西方继续发展下去,保持稳定和繁荣,中国又会怎样呢?不得而知。不过,西方并没有能够持续地繁荣下去。中国人饶有兴致、有时也颇为得意地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萧条,繁荣受挫,科学并没有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中国人于是开始对自己说,中国毕竟也不错。很明显,饥荒到处都有,土匪也到处都有,一个民族并不比另一民族强多少。如果这是事实,那末或许古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我们还是回头研究一下中国的哲学为好。这种哲学至少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拍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最近,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生活模式简朴安稳的羡慕和对中国艺术与哲学的钦佩,也使这些中国青年对自己充满信心。
  现在的结果只不过是在重复《圣经》里的一个格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被酸倒了。青年人厌倦了父辈的革命热情,要返回以前的中国去了。我们几乎是饶有兴致地看到,一些青年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那么强烈,吃中餐、穿中式服装、照中国的习惯行事。这些已经西方化了的青年人又要使自己完全中国化了。这无疑是一种时髦,装模作样,与父辈当时穿西装、用刀叉、一心去哈佛留学的时髦,性质别无二致。这些青年人一生都在穿西装、吃西餐,而且也曾去哈佛,他们的英语文学知识远远超过了本国文学。现在,他们对这一些都反感,要回到自己祖先那儿去了。
  这种倾向随处可见,不仅反映在穿着打扮等等习惯上,在文学和艺术中更为明显。比如,几年前中国小说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现代的爱情,半西洋式的现代私情。和对父母和家庭的反抗。整个格调有些黯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也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实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无愧于自己的努力。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
  他们认识到达一点,是得到别人帮助的。否则,他们自己很难看得如此清楚。是西方人帮助了他们,我们西方不仅从反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文明中也有一些漏洞;我们也从正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自然生活倾向。西方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趣也促使中国人去思考自己的无产阶级,发现本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保持自己生活的纯洁性,使它惊人地不受西方混乱思想的影响。很自然,这种安详与宁静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扭曲了的时代,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一片混乱、感到茫然若失的时代。
  共产主义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带来了阶级意识,使普通人有了发言权,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由于中国普通人家的子女一般都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他们就被给予了一种阐述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左冀青年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表明,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感觉到自己国家普通男女同胞的价值。表达的方式可能很粗糙,受外国艺术影响很深,但见解已经有了。我们有时可以在画布上看到一位农妇,而不是竹技上的小鸟;一个吃力的人力车夫,而不是荷花池里游弋着的金鱼。
  然而,如果我们西方人等待这些新的解放青年去寻找合适的语言连贯地为我们解释中国的一切,我们就得等上很长时间,或许要等下一代才行。然而可喜的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他们的幽默使他仍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学问培养出来的幽默。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本这样的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说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本有关中国、与中国的名字相称的书,不应该有上述这些毛病。它应该是坦诚相见,不自惭形秽的,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具有坦率与骄傲资本。对中国的理解需要智慧和洞察力,因为中国人在理解人类本质时就是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对中国的阐述应该是富有幽默感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本性的一部分。深沉、圆熟、友好的幽默,甚至于对生活的悲剧性的认识与认可上。对中国人的阐述,语言应该是流畅的、精确的、优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高度评价精确与优雅之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已经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似乎还未曾看到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中国人,他既不能脱离自己的人民到格格不入的地步。又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正确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含义,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含义。
  然而,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撤.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注】1933年6月,赛珍珠绕道欧洲英格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意大利,船经红海来中国。抵沪时,受到《中国评论》社同仁欢迎。在此期间初识林语堂,得悉林用英文写《中国人》一书,即向美国出版人推荐。林语堂于1934年夏在庐山牯岭写就。次年,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1935年出版前夕,赛珍珠特为之作序。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其中译本《吾国吾民》,黄嘉德译。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中译本,郑陀译,书名译为《吾国与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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