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目录
1914年9月10日，雅礼大学校（又称“雅礼学校”）建立大学本科（College Department或Collegiate Department），招入十一名新生，大学本科校长是1906年中国雅礼三位创始人之一的盖葆耐（Brownell Gage），大学预科（此时的“大学预科”相当于中学程度）校长是解维廉（William Hail）。1916年秋学校迁往麻园岭新校址，1917年6月，首届雅礼大学校本科有八位学生毕业。不过，由于雅礼大学校没有在中国政府注册，只能颁发毕业证而不能颁发学士学位证，结果导致不少学生不愿进入雅礼大学校本科深造。1919年2月21日，美国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第541号法案，3月26日，该议会正式授予雅礼会颁发本科毕业生学位的权力。1920年9月，雅礼会进行学制改革，添设中学部，张福良（Fu-Liang Chang）任中学部主任。五年制的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由两年大学预科（如前所述，此“大学预科”与之前的“大学预科”不是一回事）和三年大学本科组成。同时，湘雅医学预科归并雅礼。此后，“雅礼大学校”称呼变成“雅礼大学”。
1921年6月18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半，雅礼大学联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和湘雅护士学校在雅礼大礼堂（英文名是Atterbury Memorial Chapel）举行了雅礼会历史上首次毕业典礼。毕业生们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走出来，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雅礼大礼堂。毕业典礼由盖葆耐主持，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驻华代表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先生发表了演讲，威廉司（当时的中文名，James W. Williams）给二十一名1921年6月雅礼大学预科第十次毕业生柳直荀、彭礼祺、盛铿、赵却民、雷强、陈昭銮、应开识、万正为、曾昭亿、王光鼎、李丹、梁彦璋、林致周、谭冠龙、邬烈武、伍善同、陈志明、姜本宽、刘经邦、郑清泉和朱宝汉颁发毕业文凭；1917年至1921年6月期间二十二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包括黄溥、劳启祥、张君俊、欧阳峙（又名欧阳余庆）、刘斯仁（又名刘南山、刘兰生）、华楚书、文光（又名文南斗）、陈乃勋、彭慎行、王惠庭（又名王贤星）、朱明光（1919年夏季毕业后旋即得伤寒去世）、谢芳桂、黄国璋、欧阳孝纯（又名欧阳光，1923年暑假在上海病逝）、余德政、萧恩承、喻勋尧、唐数躬、左复、李振南、邓涤邦和吴家任，赫尔辉（Edwin D. Harvey）给其中参加毕业典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颁发学士学位证书；颜福庆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十位毕业生张孝骞、肖元定、徐维达、任廷桂、高镜朗、梁鸿训、彭治朴、汤飞凡、吴绍青和应元岳颁发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柳直荀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发文凭的仪式在英语中是Commencement，其实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开始”，也就是说此时毕业生经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结束了全日制的学习阶段，可以开始从事更加高深的研究了。从这个角度说，“毕业”其实是人生下一个真正挑战阶段的开始，所以柳直荀认为将这个单词翻译成“毕业式”容易引起极大的误解，因为毕业二字“能引起自足的思想”，而这导致超过大半的学生毕业后“就和学术宣告脱离，再也不去研究了”。柳直荀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归结于祸害中国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虽然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读书风气，增强了文科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制，使一些有才华的平民通过读书能有机会成为政府官员，但它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压制了学术创新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还造成官场腐败。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尽管“科举”被废除了，但是柳直荀认为它的遗毒依然存在。与中小学毕业生相比，大学生自认为学问已经很高了，自我满足感最强，所以很多人毕业后就不再学习和研究。其实在英语中，大学本科毕业是“undergraduate degree”，隐含着“尚未毕业”的意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本科毕业是不够的。一个人一生的知识绝大多数是依靠在学校打下的基础、在毕业后不断学习获得的，因此，柳直荀认为“研究学问是终生的事业，世界上的学术多得很，深的很，不是大学里三四年中所能够都知道的，所能够专精的”，所以他希望雅礼大学的毕业生不要受“科举”错误思想的影响，自认为“学问已经‘登峰造极’”，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上的学术没有‘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登峰造极’”。
柳直荀对雅礼大学的毕业生抱着极大的期望，说他们“是世上的光”，希望他们将来能影响社会，同时他也殷切地希望毕业生能以毕业之日当成起点，开始从事“精深的研究”，并带动社会一起“谋学术的进步”。如果能做到这些，既是个人的成功，也是雅礼大学的成功。柳直荀将“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句话当成送给毕业生的贺礼。
“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就是提醒毕业生毕业后不要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还要继续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坚持自己在求学阶段的理想和追求，这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二十三岁的柳直荀能有这样的想法，充分彰显了他是一个热爱学习和研究、有着很高追求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志青年。
据作者不完全统计，在上述至1921年6月为止的三十三名雅礼大学预科和本科毕业生中，毕业后曾赴海外（多数是美国）留学后归国的有十一人，在湘雅医学院深造后行医的有五人，在大学任教的有五人（四人担任过系主任或院长），在中学从事教育工作的有十四人，还有在1921年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病案室、使病案管理工作走向专业化的王贤星以及在其他行业勤恳工作的人（上述统计数字允许重复），可以说，他们基本达到了柳直荀对毕业生提出的“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个要求。
当今社会，科技知识日新月异，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社会所淘汰，人们就必须不间断地学习新知识和掌握新技能，反之就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更谈不上推动社会进步。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数量上有了惊人的扩张，但在质量上良莠不齐。在校大学生知识面狭窄、技能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上产业结构问题，很多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泡沫经济行业，大量中低端行业对大学生吸引力不大，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很严峻。部分学生毕业后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目标和前进的动力。不少大学生为谋生计，毕业后要么是没有机会、要么是没有能力去研究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和很强的科技实力支撑，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一直不高。高校科研环境也不尽人意，浮躁、低层次重复式的科研较多，科技自主创新及科研成果转换滞后，某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买办”思想较重。总之，中国在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柳直荀“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句话对大学毕业生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
柳直荀的第三篇文章是《女子参政问题评议》（以下简称为《女子》），写于1921年5月22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上。他在5月21日和22日连续发表了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其写作能力之强，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是三篇文章中字数最多的一篇，全文近三千五百字。以我们所能看到的民国时期印刷品、出版物皆“惜字如金”的风格，它应该称得上是长篇论述了。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长于哲学思辨不同，柳直荀写作《女子》一文，采用的是以实证法进行演绎式分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种在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中被促进在国内引入的西方学术方法，以其融汇了近代东西方人文学术的规范和体系，着重事实归纳，并且能演绎出一般规律的新的学术形态，正是当时中国的革命思潮，为不少学人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极力倡导和采用。如此，作为由雅礼会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的在校学生，其学术背景，使得柳直荀在撰文论理时，这种学术自觉几乎是天然的。
所以，把《女子》一文通篇读下来，作者不禁感叹，柳直荀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以前，已然是一位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了。他论文的写作方法，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一篇问题意识强烈、范式清晰、写作规范、论证严谨的妇女参政问题述评研究的学术报告。
作者拟从常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文本写作的角度，对《女子》一文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女子》一文，问题的提出直截了当，即“在西方闹了两百多年的女子参政运动竟闹到中国来了”，而对待这种“洪水猛兽”，文章的论点是“这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手忙脚乱’来抵抗”，非常明确。
接着，柳直荀用较大的篇幅，对观察到的国内外女子参政的形式和方向进行了综述，此实证研究过程中，体现了他较娴熟的叙事能力。柳直荀选取当时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先进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通过深入观察和资料搜集，梳理了法、英、美三国各有特点的女子参政问题历程，对历史事件、法律动议和社会影响，各有介绍和阐释。比如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其宝贵思想遗产就是“自由”“平等”，所以，它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就政治参与平等进行专项立法的国家。
在英国，关于女子参政的发展进程，柳直荀在分析中认为是充满了和平与激烈。从近代女子参政运动的始祖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67年提出女子应有参政权开始，两派就以自己的方式，纷争不断。和平派是“唤起舆论的同情”，激烈派则“行为暴烈”，选举法中关于女子是否有参政权的法案，也在不断修改中。有意思的是，柳直荀的评述认为，“英国的国民性正和中国北方的人民一样，顽固守旧，不用极大的捶去打，是不动的。”即使这样，他还是肯定“他们的暴动在文化史上是有价值的，有意识的”。
关于美国，这个“最新的国”，因为它要摆脱原有的“欧式”阴影，建立全新的美国精神与美国文化，所以在女子参政问题上，朝野上下态度比较坚决，所以柳直荀认为“他们的运动也比较的易于成功些”。他们在1840年才提出女子参政问题，“到去年（1920年），美国四十八州的全体竟将女子参政完全通过了”。说是容易，只是相对而言，期间八十多年的抗争，同样漫长而艰辛，尤其是此后的政治性别歧视，困境仍然存在。此是后话了。
行文至此，“中国的女子参政运动怎样？”是《女子》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柳直荀接着亦在文中进行了详细论述。
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正处于刚刚经历了摧毁王朝体制以重建现代民主的共和体制的关节点上，关于女子参政的话题，一方面大多数人还处在蒙昧状态，尚不知参政为何物，另一方面，却也有极少数人做出“石破天惊”的举动，引起舆论的热议及坊间的惊愕。比如曾被孙中山先生称赞为“巾帼英雄”的唐群英，在1912年，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后又在同盟会决议改组国民党时，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并在盛怒之下冲上台，打了他一记耳光的“掌掴事件”。这些“旧闻”，直至今日，主流均是给予肯定的，唐群英还被誉为“一代女魂”。但是，当时的柳直荀却在《女子》一文中很冷静地认为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事件，并不能说明中国女子已经参政。他甚至用很不屑的口气谈到这位同为湖南人的著名女士：“唐群英他们并没有真的觉悟，带着一种出风头的性质”。是否觉悟，可能是他认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结果与英美等国结果的差距所在。
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文本的结构，综述后即要开始运用资料阐明作者自己的研究结论了，《女子》一文正是这样。在这部分里，柳直荀以女性主义的范式，批判性的思考，客观、冷静地阐明女子应该而且能够参政的三个理由，并随后反驳了两个反对女子参政的理由，从法律上、男女身心的性别差异上、社会文化认知上、生活习惯上，乃至于国内外生活的观察中，方方面面，洋洋洒洒，以事实和数据进行了多方论述。对研究结果进行正反检验，显示了他良好的整合资料、逻辑演绎，以及文本撰写的学术功底。
与写作方式无关，但又引起作者注意的是，柳直荀在这部分内容里，表达了自己在女子参政问题上的态度，他写道：“我是不满足于现代政治的一个人，政客官僚，我固然反对，即青白的青年男子去从事政治运动，我也反对，因为我认为改造现在的世界，不是政治运动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反对女子参政运动，我劝女子不要从事于参政运动。但若是现在的政治存在，我寻不出甚么理由去反对女子参政。”这段表白，现在来看，笔者认为，它是柳直荀《女子参政问题评议》研究后阐明的个人观点，从中，可看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不满态度，对女子参政运动的矛盾心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在两年后（1923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
按照研究文本写作规范，《女子》一文的最后一句，柳直荀没有忘记对帮助他完成文章的杂志和书籍致以特别感谢。这个细节，也是作者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体现，耐人寻味。
近百年过去了，今日世界，政坛上尽管女总统、女首相已不罕见，女性官员更是在平分秋色，但女子参政的问题，仍然是社会话题，学术研究的热点。即使在美国，也还要不时呼吁，才能引起关注与支持，中国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可说任重而道远。作者想说的是，1921年柳直荀就研究这个问题，体现了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民主思想的光芒。
五
柳直荀1914至1924年在雅礼读书的十年期间，十分积极地参加学校的许多活动。例如，他在1918年12月第三期《雅礼学生杂志》中任副经理。同期第一页《校闻》“食堂新制”中提到，因为学校食堂采用传统就餐方法，很不卫生，学生们虽然很想改革除弊但一直没有效果。后来青年会卫生部长李震鹏又提出此事，通过与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协商，终于使学校同意“每人加用箸二、匙一以为由公簋取菜之用，又盘一为置菜之用”，这项使用“公筷、公勺、分食制”就餐的措施实行了几个月后，“同学均极称善云”；之后，柳直荀等六名学生还专项负责检查学校饮食起居卫生的情况，1919年6月第四期杂志的《校闻》第三页“注重卫生”中记载道：“校中于饮食起居之卫生素极注意，犹恐校役疏懒、有不洁之处，已由校中指定李君震鹏、吴君家任、柳君直荀、彭君礼祺、周君纯熙、谢君国瑛等六人，专司调查校内卫生各事，得随时纠正校役，与管理员之指导有同等之效力”；1921年1月，柳直荀还与陈睿共同发表了《校闻》，在第六期杂志第四十八页报道了“雅礼1920年秋季开学、同学赴美、理化教室落成、秋季运动会、周铁山新著以及为雅礼图书馆募款购书”的消息；1921年6月，柳直荀、谢国瑛、王光鼎和陈纯粹四人担任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中文编辑；1922年5月，柳直荀任第八期杂志总编辑；1923年12月第九期杂志中，柳直荀和李师泌等十一人任编辑部成员，第十页“校内生活”一节特别提到“本校大学毕业同学会新选柳君直荀为本年会长”；1924年6月，柳直荀和陈睿等九人任第十期杂志编辑部成员。
雅礼大学预科1919年毕业生赖琏（又名赖景瑚）多年后回忆道：“在雅礼时，柳直荀与我私交最好，也最亲近，相约他学医，我学工。”虽然柳直荀之后选择学习教育学，并与赖琏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但赖琏始终认为柳直荀是“一个有理想有热忱的忠厚人”；“二战”初期拯救过一千多犹太人的中国著名外交官、1926年雅礼大学第十五次毕业生何凤山博士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在创办协均中学的团体中大名鼎鼎的”柳直荀：“此人修长清秀，人极和蔼，惟不多言”，他深情地回忆了与柳直荀、柳瑟虎（何凤山的同班同学）兄弟俩在雅礼的交往，讲述了柳直荀、陈虔僧（又名陈乾生）、陈纯粹和李至哲校友创办协均中学的故事，以及他在协均中学执教的经历。
从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青年柳直荀十分重视雅礼图书馆及长沙文化的建设，号召大家“助款”“捐书”；他对雅礼大学毕业生提出“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个殷切的希望，期望大学毕业生能终生研究学问并带动整个社会学术的进步；同时，他受过良好的正规学术训练，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积极支持妇女积极参政、改造社会。虽然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如果柳直荀沿着学术这条路走下去，毫无疑问，他至少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甚至也能像他的一些同学一样成为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教授。不过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最后竟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的确令人扼腕痛惜。
七
第一作者负责分析柳直荀前两篇文章，并按照现代标点符号习惯整理输入柳直荀的三篇文章，收集相关照片（按照美国版权法，文中所有照片均无版权使用限制），使用ABBYY FinReader第十四版软件及Photoshop对三篇文章的影印本进行处理；第二作者负责分析第三篇文章。
第一作者（下同）感谢耶鲁大学手稿和档案部的Stephen Ross主任在购买《雅礼学生杂志》方面提供的帮助，也感谢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授权引用珍贵史料。作者也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Burke Library的Betty Bolden女士（已退休）和Matthew Baker主任对作者在2014年底查找雅礼会史料时提供的热情帮助。作者特别感谢湖南长沙的骆霞（柳直荀的外甥女）和衡阳的王道伟（柳直荀的外甥，其父母是雅礼中学和衡阳医学院的老教师王齐家和柳学水），骆霞与作者对柳氏家族历史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最后，作者感谢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赵厚勰副教授、长沙的王兴国研究员（退休）、王树泽和于鹏远、乌鲁木齐的黄继溥及湖北监利的李光荣对初稿提出的建议。（作者单位：李忠泽，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罗慧，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雅礼学生杂志》第六期目录
作者发现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柳直荀在1921年雅礼学生杂志中发表的三篇文章:《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毕业的意义》和《女子参政运动评议》，它们充分展现了青年柳直荀对雅礼图书馆及长沙文化建设的热情与重视，对大学毕业生坚持终生学习和研究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女性参政运动的积极支持态度，同时也彰显了他是一个受过正规学术训练、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敏锐社会洞察力及民主思想的有志青年。三篇文章全文如下：
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
柳直荀
《雅礼学生杂志》第六期，1921年1月
长沙城的人口总共有二十三万多，庙宇的数目总共恐怕还不止一万栋。长沙城的图书馆有几多呢？据我的调查，除了官立的湖南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以外，私立的就完全没见了。各学校呢？不是没有图书馆，就是设一个不完不全，不满千余本旧书的图书室，去装门面。并且湖南图书馆远在人迹罕到的定王台（作者注：原文错印成“定三台”），设备既不完全，管理又不得法。在军事旁午的时候或者还要住几个兵；我们这些想去看书的简直不敢去问津。通俗图书馆呢？仅仅备了几本极普通的书不能够供高深研究的用。
实验室和图书馆在教育上有同等的价值，岂不是现代一般教育家所承认的吗？长沙城，一个偌大的地方，这么样多的人口，设备完全的图书馆尚且没有，还谈甚么文化？我敢武断的说一句，一个地方要有相当的文化一定要多有几个图书馆和实验室。一个学校要有相当的进步，要有设备完全的实验室，还要有储藏鸿富的图书馆。
雅礼学校现在有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略略的可以满足研究初级自然科学和纯粹科学者的欲望了。图书馆呢？学校成立了十四年，学生增加到二百四十余人，还只有一个大仅三百方尺，中西文藏书不满四千册的图书室，实在是不够。
现在学生和教职员都承认这个图书馆的必要，决计把这小小的图书馆扩充起来。对于中文书籍想完全中国教职员和学生负责捐款去买。近来因为要买四库丛刊，募集捐款，教职员和学生认捐的已有数百元了。学生会也愿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扩充图书馆这一点上。我们的目的不仅在买一部四库丛刊，还预备大募捐搜罗新旧书籍，将这图书馆变成一个长沙模范的学校图书馆。据工程师的计划，新图书馆将建在马路旁边，对内对外开两张门。这图书馆建成已后，不仅供本学校学生的用，还要供长沙居民的用； 这样对于长沙将来的文化上岂不有绝大的关系吗？因为他对于文化上有绝大的关系，所以我要求一般热心文化运动的人两件事，就是：一：助款，二：捐书，
这样才可以促进雅礼图书馆的成功。我们这些美国来的朋友，远离他们的祖国，来到这里帮助我们，现在集款集书，建一个图书馆，为中国学生，为中国人，我们还不应该帮助他们么？还要他们到美国去募捐么？热心文化事业的呵，热心教育事业的呵，请大家努力！
毕业的意义
柳直荀
《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1921年6月
大学毕业给文凭的日子！毕业式！英文叫做Commencement，他的意思就是开始，中文把他译做“毕业式”最易引起人的误解。
我们都知道“科举”害了中国，使我们的学术不进步。自从戊戌以后中国渐渐知道“科举”的害处，决计把他废掉。但“科举”的名称虽废，“科举”的精神仍然存在。前清的时候，在高等小学毕业的可以称“附生”，大学毕业的就赐“进士”出身。一班国民仍然被“科举”思想笼罩着，所以新教育办了几十年，和中国的学术思想没有丝毫的影响，我们不能不说是科举制度的流毒。“毕业”二字的罪恶就是他能引起自足的思想。在小学、中学毕业的人，他们知道有最高的学府——大学，没有经过，知道他们的学问还不够，自足的思想要比较的小些。大学毕业生就不然，以为自己经过了最高学府，我的学问已经是“登峰造极”了，所以无论是本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大半的毕业后，就和学术宣告脱离，再也不去研究了。
现在我们学校里有几十位同学得着学位，毕业出校，这是我们应该贺的。贺甚么？就是这几十位同学已经得着普通的常识，可以开始去研究高深学术，也可以开始去服务社会，在中国社会上有着了几十位具有普通常识的国民，这是我们应该贺的。
但是，毕业诸君，研究学问是终生的事业；世界上的学术多得很，深得很，不是大学里三四年中所能够都知道的，所能够专精的。诸君不要被“科举”的思想迷着，以为我们的学问已经“登峰造极”。世界上的学术没有“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登峰造极”。诸君是世上的光。诸君的一举一动，社会上都要受着影响。诸君若是能够以毕业的日做起点，开始从事于精深的研究，社会上也许受诸君精神的影响，大家谋学术的进步；这是诸君的成功，也是雅礼大学的成功。
现在当我们发行这毕业号特刊，恭贺诸君时候，我谨以“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二语，当着我们的贺礼。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女子参政运动评议
柳直荀
《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1921年6月
真快啊！在西方闹了两百多年的女子参政运动竟闹到中国来了。不独是闹，并且闹得很凶；广东女子之围攻省议会，湖南女子之请愿宪法审查会，都是积极的，很激烈的运动。一班头脑陈腐的人物就大惊小怪，以为“洪水猛兽”到中国来了。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手忙足乱”来抵抗。
我们知道近代女子运动，是以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为动机。法国革命思想的动机，就是主张“自由”、“平等”的卢梭。卢梭自己虽反对女子解放，但他的言论引起了一班女子承认他自己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所以在一七八九年十月的国民大会里，法国女子有政治上男女须平等的建议，同时骨鸠女士（Olympe de Gouges）（作者注：原文印错）也上女权宣言书于安脱哀奶皇后（Marie Antoinette）（作者注：原文印错）。这岂不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吗？
至若英国美国且把女子参政问题看做女子运动的中心。英国近代的女子参政运动是以约翰弥勒（John Stuart Mill）为始祖。他在一八六七年议会选举法修正的时候，就提出女子应该有参政权的建议，他主张把选举法中所用的“男子”Man这个字改为“人”Person字。本来英国的法律没有女子不能参政的规定，一八三二年的选举法修案，方明明白白地把女子参政权取消，对于这件事明目张胆，反对最力的就是弥勒。英国女子参政议政的团体大约可分做和平和激烈两派。和平派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唤起舆论的同情；激烈派所用的方法就大不同，他们专取用极猛的手段，甚至袭击首相，一九一三年夏的事实，破坏国立美术馆中的名画。但到了大战开始的时候，他们即刻变更方针，从事于种种的爱国活动，实现女子的本能，使一班男子认识女子的价值和能力。所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英国下议通过允许女子参政权的法案。我们不要因着他们的行为暴烈就说他们的不是，实在是因为英国的国民性正和中国北方的人民一样，烦固守旧，不用极大的捶去打，是不动的。所以他们的暴动在文化史上是有价值的，有意识的。
美国是个最新的国，女子参政运动也比较的凶些，但因美国国民爱“自由”、“解放”的思想强些，所以他们的运动也比较的易于成功些。
美国女子参政运动之诞生，是在一八四零年。当时有两个女子被举做为万国奴隶废止会的代表赴伦敦开会。因为他们是女子，竟被拒绝。他们大怒，在纽约举行女权会（Women’s Rights Convention）发表女权宣言书，向男子压迫女子的社会作猛烈的宣战。到了近代，美国学者大半赞成女子参政运动。前任总统威尔逊氏曾于大总统任内请做回到他的本州，作赞成女参政的演说。现在在华的杜威博士也是赞成女子参政很有力的人，他随着女子参政运动的团体到处演说。因着这次大战，美国女子大显神通，到处表示他们和男子有同等的能力，所以到了去年，美国四十八州的全体竟将女子参政完全通过了。
中国的女子参政运动怎样？除民国元年唐群英辈组织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在社会上一现以外，几年来简直和没有这事一样。到“五四”运动以后，女子参政的声浪又渐渐高起来了。这两三个月以来，他们益发活动，长沙广东都有比较积极的运动。为什么在前的“昙花一现”在后的却动得起劲呢？这中间有个大原因，就是唐群英他们并没有真的觉悟，带着一种出风头的性质，自从“五四”以后中国少数女子也有自己是“人”的觉悟。因谋做“人”，所以不得不从法律上取得做人的资格。
我们过细探究近代女子要求参政的理由，就是同为人类，都是合两个异性生殖细胞而成的。教育、职业、及任何等事上，都不应以“性”做标准去区别。要没有以“性”做标本（作者注：“本”字疑为“准”）的区别，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取得法律上同等的权利，因为现代的一切制度都是根据现代的法律而来的，法律上没有得着同等的权利，一切女子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机会。因为要取得法律上同等的权利，所以女子不可不参与政治。否则人类都有自私的心，男子专政的时候，决没有人把女子解放做“人”的建议。
女子参政的第二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维持社会的治安”。男子的性质普通是残忍的，强暴的，女子的性质普通是慈爱的，温和的。一定要把这两种性调和起来，使他平均，社会上才能得着真正的治安。我想若是社会上早容许女子可以从事于任何种事业，完全和男子一样，今日的社会或的是一个极光明、极快乐的社会，就是这次空前的大战，也许不至发生。因为女子生出来就是和平主义者，否定战争者。男子和女子比较起来，大概是狭义的爱国者，偏狭的国家主义者，质言之，男子的性质总带有几分军国主义的意味，所以这个世界若是专任男子去管理，战争没有止熄的时候，是不待言的。就是社会也没有真正治安的一日。
女子参政第三个重要的理，就是“权利均等”。女子既和男子是同样造的，不知道根据甚么理由，女子不能在政治上和男子有同等的权利？最可笑的是由女子生出的男子就能参政，男子的母就不能有参政权，不许他做人。有这种理由吗？
我现在要述各方面反对女子参政的理由。
从来反对女子参政最猛烈的理由，就是说女子的身体软弱，不能和男子一样，同事操作。所以林肯说“女子要有参政权，除非他们能够当兵纳税，和男子一样，对于国家尽同等的义务”。这种理由，虽像合理，实在是错误的。女子并不是不能当兵纳税的。现在女子之不能纳税是因为法律不承认女子是独立的一个人，女子是男子的附属品，是男子的所有物，经济上不能独立，所以他没有纳税的机会。至若说当兵，更不成问题。女子身的软弱不是生出来就是这样的。若是女子生出来就和男子一样的养育，使他和男子一样的环境，我敢说女子的身体必定和男子的一样发达。并且现代女子身体之软弱，普通男子也有负一部份的责任。因为男子不承认女子是“人”把他们看做“物品”，务必要他们装饰得好看。在女子方面也因为习惯久了，忘记自己是“人”把自己的身体看做“货物”一样，加上种种的妨碍身体的装饰——裹足、束腰、穿高底鞋……因此有人说若是许女子当兵，女子的身体总不止比现在发育七十倍，所生的子女也比现在的子女强壮些。我们固承认战争是罪恶，但现代有战争的时候，我们不能使女子单独生在家里享福，任许多青年男子，去填沟壑。或者女子加入战争的时候，看见了战争的可惨，一同从事弥兵运动，使战争早日停止，也是可能的事。有的人说女子有生育的事，继续人种的功劳，应免去当兵的义务，这却不然。生育是有数的事，并且也不及战争的危险，当兵是近代国家所规定的，成年人不能逃免的。既承认女子是“人”当然不能任他们免除服兵的义务。
有人反对女子参政的理由，说女子的天职是做“良母贤妻”。我不是反对女子不要做“良母贤妻”，因为有“良母贤妻”也是社会进步上一个大原因。但女子除做“良母贤妻”以外还有他们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人”。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天职给他们的人权，禁止他们参政。
有的人说女子的能力比男子薄弱，这种观察实在是错误。当一九一四年，欧战初起的时候，英国工人几乎都赴战场去了，所有的工人都用女子代替。那年在英国的女工人共有两百万，到一九一八年的时候，竟加到三百四十万人。举凡平日男子的职业，他们都起而代之，并且很能胜任愉快，没有能力不足的现象。至若近代科学、哲学、文学……上都有女子的功绩，更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读的人必定说这是外国女子的能力，中国女子没有这样的能力。要回答这个驳案，我最初要问的，就是中国女子是否和男子一样，受同等的教育？几千年来不许女子开书本子，是不用说的，就以现在女学校的数目和男学校相较恐怕不止一与十的比。连一个完全女子中学校都可以说是没有，还谈甚么男女受同等的教育。
虽然中国女子没有得同等的教育，但有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能力。中国南方不是有许多地方女子出外耕田，男子在家带小孩子吗？中国现在不是有女子（陈衡哲女士）在“北大”当哲学史教授吗？不是有女子（王季苣女士）（作者注：应为“王季茝”）在芝加哥大学当食物化学教授吗？这不过是举几个例，至于当教员、校长的女子更是数不尽。我们无论任何也不能说他们能力薄弱，不能参政。
我是不满足于现代政治的一个人，政客官僚，我固然反对，即青白的青年男子去从事政治运动，我也反对，因为我认为改造现在的世界，不是政治运动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反对女子参政运动，我劝女子不要从事于参政运动。但若是现在的政治存在，我寻不出甚么理由去反对女子参政。
我所以说若承认女子是“人”，我们不能反对女子参政；若是承认现代的政治存在，不能反对女子参政。老实说一句，我中国女子的参政运动才发端，还不及西方女子运动得利害，这般头脑陈腐的就这样的“大惊小怪”，似看见“洪水猛兽”一样，若是看了西方的女子运动，岂不是要天崩地塌吗？
我并不是要取女子的喜悦，不过觉得这种光明的合理的运动，我们男子应极力的帮助他们成功。
我做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着各种杂志和书籍的帮助，特顺便在这里感谢。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
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手稿及档案部（Manuscript and Archives）收藏了许多雅礼会（Yale-in-China Association）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雅礼学生杂志社发行的1917年6月第一卷（下同）第一期、1917年11月第二期、1918年12月第三期、1919年6月第四期、1920年6月第五期、1921年1月第六期和1921年6月第七期的《雅礼学生杂志》（英文名称是The Yale-in-China Student），每期杂志刊登中、英文文章。从1922年5月第八期起只刊登中文文章，期刊改名为《雅礼杂志》，1923年12月、1924年6月及11月分别出版了第九、十期和十一期，再次改名为《雅礼》。2014—2015年间，本文第一作者向该部购买了这些珍贵史料的影印本。
1917年6月第一期杂志的封面由时任湖南省省长谭延闿题词，雅礼教师汪根甲（别号“玉龙”）作“牟言”，帅劲（别号“守明”）作祝辞，杂志社十七位社员摄影留念；同年11月第二期杂志改由汪颂年（又名汪诒）题词，雅礼教师朱凤竹（后为知名画家）绘图。由于时局的问题，1918—1920年和1922—1923年每年仅出版了一期，1921年和1924年各出版了两期。
在这十一期的杂志中，可以看到不少日后成为名人的学生作品。比如中科院院士黄子卿，南京大学天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赵却民（又名赵觉民），清华大学电机系第三任系主任赵友民（又名赵牖民）（根据1920年雅礼同学录的通信地址，作者推断他们是兄弟俩），曾任湖南大学矿冶系系主任的黄国瀛，1950—1959年连任三届台湾高雄市市长谢国瑛（又名谢贯一）和湘雅医学院教授谢祚永（谢氏家族两代人），历任包括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大学经济学教授或系主任的潘源来等。令人兴奋的是，作者发现了柳直荀在1921年1月第六期发表的《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以及在同年6月第七期发表的《毕业的意义》和《女子参政运动评议》三篇文章。根据对现有柳直荀研究成果的梳理，作者并未发现存在任何关于这三篇文章的报道或分析，因此作者认为这应该是首次发现。它们是研究青年柳直荀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柳直荀，1898年11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方塘冲，又名克明，父亲是柳大谧（字午亭，曾留学日本，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的好友）。1912年，柳直荀考入长沙广益中学，1914年进入雅礼学堂大学预科（英文名称是Preparatory Department或High School Department，相当于旧制中学），1921年6月毕业于雅礼大学（亦称“雅礼大学校”，College of YaleinChina）预科（英文名是Junior College，经过多次学制改革，此大学预科与前述雅礼学堂大学预科截然不同），1924年6月毕业于雅礼大学本科（英文名是Senior College）。1924年10月柳直荀与李淑一结婚，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在洪湖地区开展工作，1932年不幸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心慈庵被推行“左倾”路线的夏曦在“肃反运动”中杀害。1945年4月，柳直荀被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
柳直荀的第一篇文章《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发表于1921年1月。当时，雅礼师生正为扩建学校图书馆捐款、捐书，力争将其建成长沙模范学校图书馆，并计划对发展长沙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对于当时长沙图书馆的现状，柳直荀开门见山地指出它的不足和弊端。他问道：“长沙城的人口总共有二十三万多，庙宇的数目总共恐怕还不止一万栋。长沙城的图书馆有几多呢？”根据他的调查发现，除了官立的湖南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以外，私立的图书馆基本没有。另外，各个学校的图书室只是弄点数量有限的书充充门面而已。接着，他指出当时的湖南图书馆设在偏远的定王台，无论硬件设备还是管理上都很不完善；通俗图书馆的藏书也极为有限，根本满足不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当时国家落后、人民愚昧，很多民众宁愿花钱建造庙宇，也不愿意建造图书馆，对此，柳直荀尖锐地指出，对于长沙“一个偌大的地方，这么样多的人口，设备完全的图书馆尚且没有，还谈甚么文化？”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和进行社会教育等职能。美国著名作家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曾说过：“没有图书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爱因斯坦也说过：“有一件事你是绝对要知道的，那就是图书馆在哪里”。
雅礼图书馆创建于宣统二年（1910）。之后，雅礼学堂三位创始人之一的盖葆耐（Brownell Gage）在1917年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我们竭尽全力使教育发挥作用，使它与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密切联系，书本仍然是有用的。”当时，雅礼不仅图书室很小，而且缺乏图书管理员，后来从武昌文华大学招了一位毕业生做图书管理员，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柳直荀深深赞同现代教育家的观点——“实验室和图书馆在教育上有同等的价值”。然而，“本校原来有一个学生图书部，做辅助学生的智识用的，但是经费不十分充足，不能多买书籍，所以常有不完足的感叹”。1921年1月，他和陈睿共同撰写的《校闻》“理化教室”一节中写道：“（雅礼）理化室自落成（注：原文印为‘落或’，疑似笔误）后，科学仪器，均已购齐，大学学友，均已以迁入，以便研习云。”可是，相对于理化实验室，成立了十四年、拥有二百四十名学生的雅礼在图书馆方面的建设却显得十分滞后，柳直荀和陈睿继续在“募款购书”一节中提到：“本校图书馆，素鲜中文书箱。年来学生会所购备着，为数不及千卷。”对此，柳直荀叹息道：“（雅礼）依然只有一个大仅三百方尺，中西文藏书不满四千册的图书室，实在是不够！”
自从1915年中国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出版物如雨后春笋。雅礼师生都一致决定要扩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并计划由雅礼的中方教师和学生负责筹款购买中文书籍，初步计划购买一部四库丛刊，然后广泛收集新旧图书，目标是将雅礼图书馆建成长沙“模范学校图书馆”。这样可以使在校和未来的雅礼学生们受益，同时也可以使长沙的居民们受益，而这势必对长沙将来的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柳直荀呼吁长沙热心文化运动和文化事业的人做两件事：“一：助款， 二：捐书”。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国人积极参与到这项活动中，他反问道：“我们这些美国来的朋友，远离他们的祖国，来到这里帮助我们，现在集款集书，建一个图书馆，为中国学生，为中国人，我们还不应该帮助他们么？还要他们到美国去募捐么？”
自1920年10月起，雅礼师生积极为图书馆建设捐款，同时在校外发出捐款启事。令人欣喜的是，“现因购置《四部丛刊》，募集经费，除由本国教职员认捐外，同学捐助者亦二百余元，并闻学生会拟大集款项，对于中文图书，力加扩充云。”为了鼓励和弘扬师生们的爱心，1921年6月第七期《雅礼学生杂志》列出了为图书部捐款的八十八位学生的名单，例如，李丹（六元），李振南（五元），舒修晋（四元），朱宝达（三元），熊孟威、陈耀墀、凌孟雄、涂传节等（二元），黄子卿、雷强、应开识、万正为、柳直荀、柳瑟虎兄弟俩、谢国瑛和谢祚永、陈纯粹、曾国藩家族的后人曾昭亿、曾昭揆、曾昭桦、李至哲等（一元）。同时，在第五十二页也列出了为雅礼购买《四部丛刊》捐款的四十九人的名单，例如金湘荪（二十元），王光殿（又名王海玕，早期雅礼庶务主任，十二元）、黄国璋、朱汉、周铁山(又名周正权，雅礼中学校歌作词者）、劳启祥、盛嵋荪（盛铿（又名盛群铎）的二哥，雅礼校友、中科院院士盛彤笙的父亲）（十元），欧阳峙（余庆）、谢芳桂（五元），文南斗（又名文光）、陶冷月（后为著名画家）（四元），谢汝翼（二元），姜本宽、郑清泉、刘经邦和朱宝汉等（一元）等。此外，还有一些师生捐款但尚未来得及收款，“名字将在以后增补”。
在柳直荀这篇文章发表五年后的1926年，雅礼图书馆的面积从三百方尺扩大到一千零六十方尺，占房四间。“图书委员会设委员长六人，主任一人，学生助理员三人”；1926年经费是二千零八十元，所有图书均按照杜威十进法分类，其中中文图书有三千五百四十一册，西文图书有六千七百六十二册，另外还有四十四种中文和八十四种西文定期刊物。与之前中、西文藏书不满四千册相比，雅礼在短短五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欣喜地看到，雅礼中学的图书馆已近两千平方米（一万八千方尺），与柳直荀约百年前读书时约三百方尺的图书室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长沙已有包括湖南图书馆和长沙市图书馆等十个公共图书馆。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现存的不足之处。2016年，长沙的总人口约为七百六十四万左右，人均图书藏书量只有1.24册，人均购书费用仅为3.47元，总体水平低于国际图联的标准。另外，据2016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纸质加电子书）不足八本。相对于在某些方面较为严重的铺张浪费，为数不多的民众想到为图书馆捐款、赠书。不少人靠某些社交软件、“文化快餐”或部分档次不高的娱乐节目消磨时间，图书阅读量远远不够。近年来，虽然许多图书馆在硬件设施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建设思路、配套服务和科技手段方面还没有跟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不尽人意，数字化图书馆进展滞后，对现有资源利用上的观念还很陈旧，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将馆藏当成私有财产，甚至对来访者进行不合理的封锁，没有真正做到对读者、研究人员开放，离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图书馆差距很大！试想，如果没有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对外开放，第一作者怎么可能发现柳直荀和之前有关杨开慧的珍贵史料呢？
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图书馆的有力支撑，怎么会有爱好读书的民族和优秀的文化建设？怎么才能提升国家整体的实力？年轻的柳直荀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号召大家“助款”“捐书”，并且大声疾呼“热心文化事业的呵，热心教育事业的呵，请大家努力！”，这难道不对当今社会有所启发吗？
柳直荀的第二篇文章《毕业的意义》写于1921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上。此时适逢他从雅礼大学预科毕业，柳直荀想借此文向所有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同时也想进一步阐述毕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