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翻译小说家的小说，不知道是否常见，不过，唐长孺翻译赛珍珠的小说，却是事实。
粗略检索了一下，唐长孺翻译的赛珍珠作品，至少有两部，即《东风西风》（唐长孺译，1940年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该译本1948年由古今书店重印再版）和《大地》三部曲的第三部《分家》（唐长孺译，1948年由古今书店出版）。
《东风西方》在唐译本之前，还有1933年线路社出版的中译本。而唐译赛珍珠的小说，是在其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比较保险的翻译选择。
唐长孺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不过这是今天我们通常评价唐先生的定位。上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的唐长孺，还没有后来的学术身份及学术成就。那时候的他，大学毕业之后，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启。而在这个时期，通常一些旁逸斜出的个人兴趣还未曾受到严厉的压制。也许唐长孺就这样对赛珍珠的小说产生了阅读兴趣，进而自己动手操刀，译为中文。
事实可能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都知道，《东风西风》是赛珍珠的第一部中国叙事的小说。据赛珍珠自己说，这部小说是在太平洋上的邮轮上酝酿初成的，出版于1930年，并就此开启了赛珍珠的中国书写的文学生涯。该著唐译本一共21节。从今天对于中文小说的分类标准看，这只能算是一个小中篇。
唐译本在正文之前，有“译者序言”，其中两段摘录如下：
《东风西风》的题材，是中国的旧家，父母和子女，妻子和丈夫的纠纷。而所以致此纠纷者，全在于新旧思想之冲突。西方来的风气，形成了不少的悲剧，中国作家叙述的也有。可谁能如白克夫人的平心静气呢？她并不将时代的不谐和，归罪于任何一方，只以亲切同情的眼光观察它，上一代的过去了，下一代的现在，再下一代毕竟也来了。东西风的冲突碎裂了大家庭，在再下一代里，才将祖父母的和父母的调和起来，我们该有这一天。
她的小说使美国人对于这个东方的古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坚毅朴实的性格，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宁静自足的心境。马可波罗的游记，鼓动了西洋人的东方贸易，发展了东西洋的交通。可是，东西洋人类心灵上的交通，却要待之五百年后的白克夫人。
好一个“五百年后”。这让人不禁想起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说的那句名言：孔子前五百年有文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之后五百年，又有了赛珍珠的中国书写，当然这是从西方的中国叙事的大历史来看的。
不过，上面这段译者序言中，还是有一段文字令人关注，那就是赛珍珠笔下有关中国家庭矛盾冲突的描写，按照译者的说明，这是三代人之间的一种新旧交替之际的纠缠，其中的矛盾冲突，大概要一直延续到第三代，只有在这一代，上一代与上上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才有可能调和起来。这不仅是对于赛珍珠小说的一种解读，也是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家庭的一种解读。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唐长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带入到赛珍珠小说的解读中的某些要素。
类似的读法，在唐长孺翻译的《分家》的译者前言中体现得更为清楚和充分。
他说，《大地》“表面上虽只单纯地描写王氏家庭的三代史，实则充分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由古老帝国经过军阀割据而抵达现代中国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这一部伟构，可以当它做纯文艺小说读，也可以当它做错综复杂的社会史来研究。”这段文字，不仅明确肯定地指出了《大地》在文学上的地位与价值，而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鼓励将《大地》也作为一部中国的社会史来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大地》既是一部王家人“田地上的挣扎史”，也是一部“军阀地主豪劣们交织着的旧中国的社会史”，还是一部“现代中国的新青年的活动史”。这不仅是唐长孺阅读欣赏《大地》的一种个人视角，也是他进一步深入解读这部西方人的中国叙事文本的研究方式。只是这种研究方式究竟是降低了赛珍珠及《大地》的文学地位和价值，还是丰富扩展了赛珍珠中国叙事的文学文本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呢？对此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我们从这里不仅注意到了唐长孺阅读赛珍珠的一种个人视角及方式，也注意到了赛珍珠的中国题材的小说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之间密不可分的一种关联。
转自《镇江日报》
原文链接：《镇江日报》西津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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