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在所有的美国同行中，和老舍先生关系最好的，要数赛珍珠女土了。
　　老舍先生是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和剧作家曹禺先生一起，于一九四六年春天抵达美国，作为期一年的正式讲学访问的。期满之后，老舍先生一人又滞留在美国，住在纽约，直至一九四九年底，前后在美国生活了差不多有是赛珍珠。美中两国最著名的作家有过这样一段友好往来，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历史佳话，应该永载中美文化交流史册。
　　赛珍珠热情关心和帮助老舍先生是有她特殊的背景的：她成长于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以后又总以中国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并于一九三八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老舍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爱国作家和进步作家之一，在到美国之前，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连选连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长达八年之久，他的作品在中国读者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名著《骆驼样子》那时又刚刚在美国被译成英文出版，当年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年发行一百万册，“洋车夫样子”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赛珍珠一方面把老舍先生当做中国进步文人的代表，另一方面，把他当成来自中国的作家同行，并从这种立场出发，以极高的热情，自觉自愿地充当起老舍先生的介绍人，甚至保护人来。
　　赛珍珠热情关心和帮助老舍先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高度评价老舍先生：
　　赛珍珠称老舍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见赛氏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劳埃得的信)
　　赛珍珠称老舍先生“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注：指回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见同一信件)
　　赛珍珠曾多次把中国作家放在世界文坛上去作比较，其中以为老舍是“中国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她同时也很推祟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
　　二、热情介绍老舍先生：
　　赛珍珠多次邀请老舍先生出席美国文艺界的各种集会，并亲自开车去接，向与会者介绍老舍先生，并宣传他的文学成就。
　　赛珍珠很赞扬《骆驼样子》，有一个时期，随便一谈便谈到《骆驼样子》，到处宣传它的造诣，真达到赞不绝口的程度。她认为《驼驼样子》能代表中国文学作品，并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骆驼样子》这样一部中国作品后来在美国成为全美的畅销书也和赛氏的宣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她还说，这部作品要是改编成电影一定好看。好莱坞一九四八年还真把《骆驼样子》列入了改编计划。老舍先生为此亲自到过一趟好莱坞去阅读脚本。
　　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到达美国后，赛珍珠也很同情他。她强烈希望把布莱希特介绍给老舍。在赛珍珠的推动下，经过王莹的联系，这两位东西方的文学家终于见了面，谈得很投机。三十多年之后，当老舍的名剧《茶馆》西行德国时，德国的戏剧研究家们发现，在布莱希特和老舍的话剧里有不少相通的东西。这种相通，或许要追溯到早在美国的倾心交谈。
　　三、真诚帮助老舍先生：
　　赛珍珠由于她本人在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她丈夫在出版界的重要地位，在出版事务上帮了老舍很大的忙。
　　她极力协助老舍先生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美国版税，维护他正当的作家权益。在此之前，美国人翻译出版《骆驼样子》，根本不通知原作者，甚至当译本被选人“每月佳书俱乐部”的“每月佳书”之后，作者也得不到一点报酬。赛珍珠对此愤愤不平，做了不少工作，解决了老舍先生的生活来源问题，使他在经济上有了在美国立足的保障。
　　她替老舍先生推荐选定了出版代理人，并向出版代理人详细地介绍了老舍先生的情况。从老舍先生后来和他的出版代理人大卫·劳埃得先生之间的大量英文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合作得相当好．，而且富有成效，为老舍著作在美国的大量出版发行提供了良好的业务条件。除了《骆驼样子》之外，《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长篇小说都先后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老舍先生的作品成为当时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作家。
　　她帮助老舍先生延长了在美国的签证，以便他能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并使他能与浦爱德小姐一起完成《四世同堂》的翻译工作。当浦爱德对她自己的翻译工作不很有信心的时候，赛珍珠看了浦爱德试译的十章译文，认为相当好，劝老舍先生坚持和浦爱德合作下去。老舍先生尊重赛珍珠的意见，这件浩大的翻译工程终于圆满完成，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四世同堂》译本，而且因为神奇地保留了连中文本中都没有的最后十三章，还成为《四世同堂》的最有价值的权威版本。
　　四、亲切关心老舍先生：
　　已发现的老舍先生致美国友人信件表明，他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中下旬和同年八月上旬曾两次到赛珍珠女士的农庄去消暑，长则一星期，短则四五天。
　　赛珍珠和老舍常有信件来往，目前，这些信件还尚未被发现，有待挖掘。可以预料，它们的发现将会大大丰富两位作家之间友谊的具体内容。
　　赛珍珠和老舍的合影照片也有待挖掘。像上述消暑那样的往来大概不会止于此。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信件，还是照片，其数量都不会太少。老舍先生带回国的照片均毁于“文革”。
　　老舍先生之所以在美国作家之中与赛珍珠相处最为频繁和密切，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赛珍珠是当时美国作家中的左翼，是最进步的。他认为赛珍珠那些描写中国的作品是真实的、严肃的，包括《大地》在内，和一般的出自对中国抱强烈的偏见和傲慢态度的外国人之手的作品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艺术上也是生动的。他认为赛珍珠是个斗士，常常对当权者持批判态度。她有正义感，对被压迫的弱国抱着极大的同情。赛珍珠有独立见解，因此常常遭到非难和孤立，但不为所动，依旧坚持己见，并勇敢地捍卫它。对长期生活在旧中国压抑气氛下的老舍先生来说，他很容易捕捉到赛珍珠言行中可贵的特质、共同的气质，类似的处境使他们彼此很容易理解。
　　但也不必隐讳，当时在美国的中国进步人士对赛珍珠的看法是非常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她很进步，是左派，有的则认为她很可疑，甚至是危险的，应保持警惕，后者对老舍先生接近赛珍珠也持怀疑态度甚至批评态度，此种看法对老舍先生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如此，老舍先生由自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到，在人生地硫的异国他乡里，最能理解他的，待他最热情的，给他鼓励最多的，提供帮助最力的，非赛珍珠莫属。
　　所以，老舍先生说，赛珍珠是好人，是真正的朋友，他四十年代曾得益于她，他很感激她。
　　赛珍珠的心属于中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波折，她的手永远属于中国朋友，温暖而有力。老舍先生在四十年代和她的可贵的友谊，十足地证明了这一点。

　　【注】该文原为1991年在江苏镇江召开的“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后收入《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96一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