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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名人赛珍珠 >> 赛珍珠学术资料 >> 赛珍珠和她的中国情结[赛珍珠作品选集总序]


  “赛珍珠女士,你通过自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视。你用你的作品,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人口众多的群体中看到个人,并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化,以及土地在构建家庭中的基础作用。由此,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情感。正是这样的思想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地球上连接在一起。”
 

(一)


  这是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后举行的宴会上,为她作的一番介绍。也许再没有比这样的话更能打动这位美国女作家的心,更能使她感受到被人理解的欣慰的了。赛珍珠从小在跨文化的双语环境中长大,又长期作为一个“外族人”生活在中国人民之中。观其一生,可以说她的学识、智慧、创作和事业的成功都得益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她的苦恼和不幸亦大多源起于民族间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冲突。因而,她一直把促进中国与西方人民间的交流和理解,当做她自己的崇高使命与毕生的事业,她曾为此得到过热情的赞扬,同时也遭受了批评与贬损。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说来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国纯属偶然。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笃信基督,年轻时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刚结婚便带着妻子凯丽(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来中国传教。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国。其中三个,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国。为减少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和妻子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但出生三个月,她便被放在摇篮里,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四年和读硕士学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居住在苏北的清江,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镇江。以后,赛珍珠便是在镇江这个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她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镇江,一边伺候病在床上的母亲,一边在一所教会中学里教书。她嫁给了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夫君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1 91 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将近12年。在一座小洋楼的阁楼上,她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仍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下。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间名声大振。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的关系已名存实亡,她告别南京回美国定居。次年她便与布克离婚,嫁给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从此,她就再没回过中国。
  赛珍珠在中国不仅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经历。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相互走访。因此,赛珍珠从小能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所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
  她父亲赛兆祥是个学者型传教士,他不但把《圣经》译成了中国百姓能听懂的中文,而且还了解儒学,更专门研究过佛教。他意识到亚洲的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峰,并发现东西方的哲学与信仰,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触动。正如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父母亲的观点很不正统。他们认为,在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和我们是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与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他们要求赛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对待客人、尊敬长辈一样地对待家里的用人。因此,赛珍珠和用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小就有保姆和厨师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她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赛珍珠的家庭教师,曾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以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浅。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据赛珍珠回忆,她在中国也有过两起很不愉快的经历,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她的思想。第一次发生在1 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那年她才八岁,走在街上却被路人恶狠狠地瞪眼骂做“小洋鬼子"。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回避她。这一切令她既恐惧又困惑。她父亲后来为她解释说,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是正当的。她母亲则竭力为美国辩解,说美国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白种人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受过,而且,美国不同于其他列强,它将用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如此等等。尽管赛珍珠信了她母亲这番安慰的话,心里宽舒了些,但这次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赛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经历发生在北伐战争中的1927年。一支国民党的北伐部队进驻南京,部队中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教堂,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她和亲属们在恐慌中东躲西藏,最后由于一位中国劳动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掩护,才未被士兵发现而“死里逃生”。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为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热爱中国。另一方面,她又从那位机智勇敢的妇女身上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并认为民族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缺乏了解沟通。对这两起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她坚定了为增进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赛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曾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赛珍珠在没有和出版商谈过出版协定情况下就开始了创作的原因。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场景与细节的描写亦真实可信。小说越过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形象。
 

(二)


  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据载,美国人在18世纪末就“习惯以轻蔑和厌恶的口气来谈论中国人”。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国人当做“展品”在博物馆陈列,或视为低等动物放在马戏团展演。如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1884年,一个马戏团则把一位“中国张姓巨人”和“40头受过训练的大象、50笼珍贵动物”,放在一起巡回展览演出。当时美国的唐人街以肮脏、鸦片、妓女和黑社会著称,由此也成了个由警察做导游的旅游景点。
  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Ah Sin!)。尽管剧本以华人阿兴为名,但阿兴只是个出场不多的配角。剧情发生在加州矿区。阿兴为白人矿工洗衣。他不但常挨打,还被骂成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剧中有一个场面写阿兴跟着女主人在餐厅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只知模仿的阿兴,竟把自己手中的盘子也一个个地砸碎。马克·吐温是位严肃的作家,阿兴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西方人心目中华人形象的客观描绘。但他沿用“Sin”(意为“罪过”)一词作为剧中华人角色的名字,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阿兴!》在纽约上演时,正值大批中国劳工移民前往美国。1870年至1880年间,远渡重洋前去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从10869人剧增到39579人。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求不高,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的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对相当大一部分从美国东部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白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对付的竞争。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中国人被指责是个“无法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群体,最终必定会把白人统统排挤出加利福尼亚。1879年一个名为亨利·格立姆的,发表了一出名为《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讽刺剧。剧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蓄意腐蚀丧失警觉的白人家庭。他们脑后甩着长辫,嘴里叼着鸦片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洋泾浜英语,专门贩卖奴隶和做色情生意,暗中还策划着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阴谋。这个剧本的写作与演出,反映了19世纪后叶美国种族分子中的排华情绪,也预示了1883年将出台的“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性的排外法案,华人首当其冲,成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一只替罪羊。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西方人仍认为欧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蛮族。西方的风俗习惯,哪怕荒诞不经,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为准则。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国人说成是个“古怪的民族”,自诩为老牌“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杰尔伯特,在他的《中国的毛病出在哪儿》(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公开声称“中国是个劣等民族”。30年代早期美国罗伯特·罗普利创作曾先后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其中一则漫画的花边上写道“支那人会吹口哨吗?”另一条花边题为“华人异教徒的怪异之处”,讥笑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来便是一岁;盖屋先造屋顶后砌墙;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口猪;男人进门不脱帽反而脱鞋。罗普利正是用这些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来取悦一些视野狭隘的西方读者,强化西方文化优越感。
  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有关华人的文学作品,要数英国人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发表予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书中的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这十多部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小说,总销量达数百万册之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成了家喻户晓之作。 。
  即使有些不怀敌意的作品,对中国的描写,也总带有浓重的离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总有当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着脸……偶然添进了几个儒生……还必须添上外国人,如美国商人、中国通、灰心丧气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尽管人物出入的场景污秽不堪,但千万不能少了出自中国人之口的古代箴言。”中国似乎就存在于这种僵化的概念和陈词滥调这中,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创作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收录在本选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那里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才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我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读了《大地》后才来到中国。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的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更为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在1 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中,她首先向济济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她说:“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是忘恩负义。”但她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所谓的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她还向听众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等经典。她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说明中国小说历来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她说:“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中国的旧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使得我国光辉灿烂但又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的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赛珍珠,同时也宣扬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对西方在这之前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的批驳。
 

(三)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的心理刻画。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样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他进而指出,在通达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与灵魂方面,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或画家能做的,要远比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达到的多得多,这便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于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他们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
  第二类褒贬参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文章一开头便指出,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使不少人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顿时,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等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即所谓的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画”,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一书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另一篇否定《大地》三部曲的文章是旅居美国的江亢虎发表于1933年1月15日的评论。文章认为赛珍珠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是幅讽刺中国的“漫画”,作者在叙述“陈旧的中国习俗”时,作了“过度的夸张”。文章暗示,这跟赛珍珠在中国幼年生活时“受到中国苦力与阿妈的影响”有关。江亢虎认为,这些苦力与阿妈的“生活观念非常奇特,而且他们的知识亦非常有限。他们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文章还列举了不少细节,说明书中的描述和中国的习俗与实际有出入。例如,《大地》里叙述泡茶的方法是在“沸水水面,撒上几片卷曲的死叶”。江亢虎的文章认为这“连乡下人都会感到诧异的,因为中国人总是将沸水冲泡茶叶的”。另外,江亢虎显然不了解赛珍珠谙熟中文和文学经典,他说:“一个西方人,尽管他是诞生在中国或永住在中国,一天不能自己读中国人的原著,一天要依赖着中国的苦力与阿妈充任介绍的源泉、原始的翻译,那便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中国与阐明中国的一天。”
  江亢虎的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影响所及自然很广。赛珍珠无法不予以回答。她首先就江文中提到的泡茶、分喜蛋、吃月饼等生活细节一一作了答辩。如泡茶,她说:“在我为《大地》所取的地方背景那里,茶叶是很稀罕的,很少几片茶叶浮在开水的面上,这情形,我看到过好几百次。"其实,江苏一带沏碧螺春茶,也是先倒开水,后撒茶叶的。赛珍珠指出:“但凡此诸点,均非重要,中国各地习俗大有殊异,无人能留存不变之静态,只能说‘在我所处的区域中是这样的’而已。”赛珍珠还说,她的创作“只选择我所最熟知切近的地方,以期至少对某一地域不失其真实性,再加上我总诵读给该地域的中国友人听,以求印证”。可见,赛珍珠早期的创作态度是相当认真的。
  赛珍珠与江亢虎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平民大众。她说:“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对此,我是永难赞同的。”她认为“中国平民与知识阶级间的鸿沟太可怕了,已成为互不相通的深渊”。赛珍珠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留过洋受外国文化影响较多的知识分子,颇多微辞,甚至有些偏见。即使在瑞典获奖介绍中国小说时,她也不忘数落几句:“我说中国小说,指的是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种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
  一部分中国作家对赛珍珠的作品批评严厉,其原因很多。有的批评源起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胡风、伍蠡甫等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我国民族的苦难历史的总结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应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分析社会和分析生活,并以此指导和分析文学创作。这样的文学主张无疑是适应当时我国的国情,代表了我国现代文学的革命主流。赛珍珠则是个非阶级论者,她对人类社会的观察,更注重民族内部深沉的文化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她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更多地采用了整合而不是细析的手法,因而她的作品并不专注于某一静止的阶级。主人公王龙开始是个贫农,后来经历了两次意外事件引起的穷富反复和阶级地位的变化,其子女又从农村到城市,各自担负不同的社会角色。作品由此形成了对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土地、子嗣、家族宗法、军阀割据与社会发展等等重大问题的整体思考。
  赛珍珠的这种创作手法,使人想起了她最为推崇的小说家狄更斯。这位19世纪的英国大文豪在他的小说中也惯用意外巧合事件,让主人公的命运引发贫富的巨大变化,从而得以对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作全景式的扫视,对整个民族作深入的思索。赛珍珠曾多次回忆,是狄更斯史诗般的小说,激发了她幼年时的想象,使她萌发了当一位作家的初念。她在1973年临终时也有一个感人肺腑的临别姿态:她躺在床上,请人把她的一些因翻阅过多而显得破旧的狄更斯小说摊在周围,她抚摸着这些曾给她童年少女时期带来无比欢乐的书本,向自己的文学启蒙导师表达最后的敬意。狄更斯的这些小说曾随她漂洋过海,四处落脚,历尽战火动乱,幸存至今。
  此外,赛珍珠和我国一些批评家的分歧的产生,也和双方对文学
的性质与功能的理解不同有关。江亢虎批评《大地》三部曲的文章以一个比喻开头:中国“祖先的画像绘于他们生时,死后再根据繁琐的习俗与应用一定的技术才完成,为的是要留给后代子孙敬礼瞻仰。画成的像,一定是一副丰满的脸,垂着双耳,穿着特定品级的礼服,依习俗规定一般是坐着”。文章认为,中国人不喜欢西洋画家把人像绘成“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江亢虎说,当他读赛珍珠关于中国的小说,在他的脑中浮起同样的感觉。他觉得,赛珍珠的“中国画像系完全忠实地根据她自己的观点而绘成的。自然地把中国画成一副一半黑一半白的面孔,而宫顶子亦不见了!”赵家璧等其他评论家对赛氏的批评,似乎多少也与此有关。
  赛珍珠则认为,中国传统肖像画被画的对象,大多已经或即将死去,而她创作的作品中描写的人物富有活力。因此,她“画出了光线和阴影”,并有意识地“隐去了帽顶上的珠子”。在《大地》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勤劳、顽强的中国农民形象,也看到了他们愚昧落后的观念和恶习,其中包括纳妾蓄婢、缠脚溺婴;既有对中国的民风习俗、家庭宗法的重彩描绘,也有写中国连年不断的旱、涝、蝗、兵、匪的天灾人祸的凄惨画面。对于中国人的面子观念,赛珍珠则举了两三年前欧洲某国的王子访问中国一个城市的实例。她说:“中国的知识阶级的统治者,恐其看到贫民茅棚,引以为辱,故用席子造一墙壁,王子的汽车在席墙中驰过,终无所见。”赛珍珠反对这种虚假的做法,认为在此席墙背后,有着平民大众“忍耐、俭约、勤劳等永不能克服的良好的品质和强大的力量”。他们“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生活的磨难和时代的变迁,他们才是中国的生力、中国的光荣”。
  30年代早期,赛珍珠与我国一部分文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1931年,后来成为斯诺夫人的年轻记者海伦·福斯特首次来华。刚踏上这片国土,她就遇上关于《大地》的辩论。在她看来,赛珍珠受中国学者的批评,是因为书中涉及了令他们难堪的贫穷和不公的真相:
  真没想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它竟如此切肤痛恨……他们说:“她本不该写这些可憎的人,干吗不写……文明人呢?”这些受过西化教育的中国人之所以恨它,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令人不快的一面;他们想隐藏事实真相。
  海伦的推断是否符合实情,难以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习惯于看中国作家描写中国的人们,猛地看到一位外国人采用陌生的视角来描绘中国,由此产生惊讶与不适,是无足为怪的。对于像社会与生活这样复杂的事物,总需要宽容不同视角的观察与描绘,才有望接近真实,才有望更为深刻、更为全面。
 

(四)
 

  对于赛珍珠的诸多批评中,影响最持久的,也许得数鲁迅的短短一段话。这自然与鲁迅在我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有关。鲁迅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胡风,如前所引,也说过赛珍珠因受到“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对于鲁迅的这段话,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姚锡佩研究员已有很好的分析与说明。鲁迅写此信的时候,他可能只读了《大地》的一个译本,译文质量不算太好。赛氏后来又写的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当时没有中译本,或尚未完成。因此,鲁迅难以对赛珍珠的作品有个总体的把握。其实,后来有迹象表明,鲁迅可能要对赛珍珠作新的评价。他在1 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复信中说:“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当然,不管谁的什么样的评价,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但这封信,至少应该能促使我们去认真阅读和思考赛氏的作品。
  在鲁迅、胡风等人的批评中,最尖锐的问题是赛珍珠的宗教立场
和宗教观点。宗教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一向是个敏感问题。赛珍珠的父母亲都是传教士。尽管赛珍珠“知道自己无法劝人改变宗教信仰”,但她大学毕业后,因需回到父母身边,还是向美国长老会国外传教董事会,申请到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任教。在我国大多数人的眼里,传教士总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另外,赛珍珠在她的作品《大地》中,也确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常被人们引为佐证,说明她紧抱传教士的立场:王龙因逃荒到城里,当人力车夫为生。一次,一位花旗国的修女给他的车钱比中国人平时给得要多。描写这样的细节,在不少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看来,无疑是想施小惠而遮大恶,混淆视听。
  因此,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有一个必须正视的宗教问题。赛
珍珠生在传教士家庭,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溶化在她的血液之中。但她父亲开明的宗教态度,以及她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接受的中国文化的教育,也对她留有深刻的影响。那么,赛珍珠对基督教和教会究竟持什么态度?她对教会在中国传教到底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这样的问题,也许要有专文,才能说清。这里不妨换个角度,让我们看看美国教会是如何看待赛珍珠的宗教态度,从中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赛珍珠十五岁时才第一次进正规学校,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女中寄宿。和其他学生不同,赛珍珠因对其他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认为佛教和基督教有相通之处,而被老师和同学们视做异端。作为惩罚,校长命令她接受额外的《圣经》教育,并到称之为“希望之门”的地方去做“善事”。“希望之门”乃是收容中国女仆和白人妓女之处。赛珍珠那时便把孔子比做在天的上帝,把圣母玛丽亚看做是观音娘娘的妹妹。
  就赛珍珠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言,中国读者一般很难意识到隐含其中的宗教观念。但西方的教会对此却十分敏感。如《大地》和《母亲》中的中国人祈雨、乞丰、求子等都祈佑于中国的神祗,他们的生活也能基本平安。基督教和上帝对于书中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毫无影响。而这些书竟出自于一个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传教士女儿之手,这不能不使教会中的保守分子感到震惊与愤怒。《大地》中也出现过传教士的场面,但那只是个讽刺性的插曲。王龙全家因逃荒住在城里,一次,他碰见一位瘦高个子、蓝眼珠的洋人。他手上和脸上满是长毛。“脸上长出一个不成比例的大鼻,像是个高高翘起超出船舷的船头。”他给王龙递过一张写着字的纸,但王龙看不懂;上面还画了个几乎一丝不挂的死人,吊在十字架上。王龙不解其意。拿回家中,他父亲认为这人肯定是个坏蛋,“不然怎会把他这样吊着?”这一插曲表明,赛珍珠在小说中力求用中国人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在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眼中,西方传教士就是这样稀奇古怪、不可理喻。西方人奉作神明的耶稣受难图,在一个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普通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个犯人受刑处决的画面而已。阿兰最讲实际,对纸上的文字和图画毫无兴趣,只知道这张厚纸不可多得,于是把它纳入了她正在做的鞋底之中。
  《大地》出版后,赛珍珠曾收到不少教徒从美国寄来指责她的信。纽约传教董事会负责中国事务的执行秘书长考特尼·芬恩在他的信中,坦率地对赛珍珠的小说表示“失望、伤心”,责备她没有使用“传教士的视角”。他说虔诚的传教士“不能光因为作品‘忠于生活’就拿去出版”,应能抵制诱惑。他对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为艺术家的身份所取代”深表遗憾,并话中有话地威胁道,“我们不想当众贬低大作”。芬恩的这番话是经传教董事会总部讨论后定下的调子。然而,赛珍珠这时早已不再相信海外传教。芬恩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和威胁的口吻,反而坚定了她的认识。接着她和长老会展开了一场辩论,在美国宗教界更掀起轩然大波,不可收拾。
  1932年11月2日,赛珍珠破例地接受了长老会女教徒们的邀请,在纽约的阿斯塔饭店,面对近两千名听众作演讲。纽约市里一些显赫的牧师也在来宾之列。类似这种场合的发言,一般都是表达演讲者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赛珍珠却借机发表了长篇演说,深入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特别是海外传教问题的看法。演讲题为《海外传教,有必要吗?》,回答是否定的。她措辞谨慎,但立场鲜明。尽管她声称自己的批评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她在演说的关键部分,却用“狭隘、冷漠、迟钝、无知”来形容典型的传教士。她说,她并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是排外的。近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迫使几乎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传教士,都得反思自己在中国的使命。赛珍珠的演讲,揭露了福音派教义的种种荒唐、迷信、文化上的无知和行动上的残酷。她说:“每当看到这些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传教士,我的内心便跪倒在中国的菩萨庙前,而不是耶稣教堂里。”她还说:教堂中许多“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
  演讲会上的听众和数周后在杂志上读到这篇发言的人,纷纷写
信给传教董事会,除少数要求保护赛珍珠的言论权利外,大多数人要求对她严加惩罚。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年,引起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由于赛珍珠和其他一些开明教士的推动,一些进步的教会杂志如《基督教世纪》等,刊发了一系列批评传教活动的文章,如《立刻结束传教帝国主义!》(1 934)、《我不愿让基督教一统全球》(1935)。如果说,海外传教士在19世纪教徒眼里还是宗教英雄的话,到这时,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多少少被人们看做是一种错误态度和政策的牺牲品。
  赛珍珠和长老会教会间的分歧后来更趋恶化,曾有传闻,教会法庭要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审判她。教会保守派对她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继赛兆祥之后在镇江传教的小詹姆斯·格雷厄姆牧师,谴责赛珍珠背叛了父母,说:“她误入歧途,胡作非为……像妓女出卖肉体般地出卖自己的才华……真给女人们丢脸。”与此同时,赛珍珠却继续批评基督教的海外传教。她在1 933年5月的《世界主义者》杂志上发表文章《1933年复活节》。她在文中把基督比做菩萨,声称历史上基督是否真有其人并不重要。她否认具体教条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教的教理是“由凡人的最高理想提炼而来”。赛珍珠的这种思想可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海外传教的必要,在教会中,这无疑是异端邪说。不久,赛珍珠便愤然辞去了传教士的职务,以此表明自己不可动摇的立场与态度。
 

(五)
 

  赛珍珠1 934年回美国后,再没来过中国,她的创作不久也部分转向了美国题材。但她的思想和事业总是和中国及其人民紧密相连。赛珍珠继续致力于促进中国人民与西方人民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她和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在三四十年代创办出版的《亚洲》杂志,在远东问题上曾对美国的学术舆论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斯诺访问延安革命根据地后写的报道《西行漫记》,便是首先连载在《亚洲》杂志上,然后才出的单行本。赛珍珠在《亚洲》杂志上还刊登了鲁迅、老舍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文学。1 941年赛珍珠夫妇还身体力行在美国成立了“东西方协会”,通过学习和介绍各国的文化以及举办具体的教育交流项目来促进东西方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正是这个“东西方协会",热情接待了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和曹禺,帮助他们了解美国社会和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赛珍珠还积极协助老舍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她向编辑和书商们大力推荐《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后来“每月图书俱乐部”将《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列为1945年下半年的首选书目。为避免和《骆驼祥子》争读者,赛珍珠将自己的小说《群芳亭》推迟了好几个月出版。《骆驼祥子》成为40年代在美国畅销的寥寥几本中国题材小说之一。
  40年代初,赛珍珠还和丈夫沃尔什、作家拉地摩尔、林语堂和《时代》周刊的出版商的妻子克拉尔·卢斯夫人等一起,倡导成立一个不由中国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全国性组织——“废除排华法公民委员会”,沃尔什任主席,赛珍珠为主要发言人。赛珍珠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猛烈抨击排华法。她还曾在一群中国青年自愿组成的仪仗队的簇拥下前往美国国会,在其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慷慨陈词。由于这些努力和其他一些因素,1943年10月22日,臭名昭著的排华法终于在出台长达60多年后土崩瓦解,中国人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可以合法移民美国。
  二次大战期间,赛珍珠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她所领导的“东西方协会”聘请我国旅美表演艺术家王莹担任该协会的董事和中国戏剧部主任,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工厂和大学上演我国的抗战戏剧。王莹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并高唱中国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的活动,就是由赛珍珠促成并亲自主持的。这次活动受到了罗斯福总统夫妇、华莱士副总统、内阁高级文武官员和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的高度赞扬,为我国抗日战争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赛珍珠积极主动地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工作。她多次去广播电台发表充满激情的援华抗日讲话,高声呐喊“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在战争的高潮时期,她还出版了小说《龙子》,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并向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敬意。此书大受急于了解亚洲战区情况的美国人民的欢迎,仅“每月图书俱乐部”就印了29万册。同时,这部小说还深受评论界的青睐,《时代周刊》称之为“生动而感人。这是第一部直露地描写被占领的中国抵抗日军的小说”。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一位不怀敌意但至少感觉迟钝的美国老师,要求中国学生背诵美国诗歌《保罗·里维尔的骑乘》,顿时引起学生的不满。学生认为这种作业浪费时间,还会使学生蔑视自己的历史。“太没意思!简直无聊!我们自己的游击队员,不是每天都像英雄一样在战斗?”赛珍珠认为,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谱写了一曲新的亚洲史诗。《龙子》是她奉献给这一伟大事业的厚礼。
  与《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的亲蒋立场不同,赛珍珠对蒋介石、宋美龄等国民党上层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宋美龄1943年访美时身着迷人的紧身黑旗袍,口操纯正的英语,在国会参众议院的联席会议上侃侃而谈达一小时之久。她恳求美国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演讲在注重个人魅力的美国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宋美龄离开白宫不久,罗斯福夫人邀请赛珍珠前来共进晚餐。赛珍珠这时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已完全感到失望。她也承认宋美龄极富魅力,但她向罗斯福夫人指出,宋的致命弱点在于她与中国的普通人民大众如隔千山万水。
  不久,罗斯福夫人打算以非官方身份回访中国,一则向世人表示中美团结的诚意,一则实地估量中国的国内形势。为此她要求赛珍珠准备一份书面意见和背景资料。赛珍珠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中国形势备忘录。文中赛珍珠描述了蒋介石对妻子及有钱有势的宋氏家族的纵容放任,特别详细地描绘了宋美龄的王室气派、西化生活、对自己文化的隔膜以及对民主的蔑视。赛珍珠指出,中国各个派系内讧厉害,只有共产党与农民打成一片,只有共产党才把解除大众的疾苦放进自己的首要议事日程。赛珍珠声明自己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她说她很欣赏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土地改革,而鄙视蒋介石的血腥清洗活动。赛珍珠预测,抗战结束后中国会有一场流血内战,人民不会支持蒋介石。她提醒罗斯福夫人,如果真想获得有关共产党的第一手资料,应把拜访周恩来列入行动计划。她殷切希望罗斯福夫人多与中国的普通百姓接触,以摆脱西方人视中国人为“滑稽歌剧中的小丑”的偏见。尽管这次访问后来没能成行,赛珍珠的书面意见成了一份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东西方协会”租借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群众大会。会上赛珍珠盛赞孙中山,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共和英雄”。赛珍珠在演讲中只字不提蒋介石,而把孙中山与宋庆龄紧密联系起来,以此表达对蒋的批评。她说宋氏姐妹“之间的奇特对比世间少有”。孙中山逝世后他的革命理想在他的遗孀身上才得到发扬光大。赛珍珠曾说孙夫人实际上取代了蒋介石、宋美龄,成为中国道德的化身和民主前景的象征,宋美龄瞧不起自己的人民,而姐姐孙夫人则正好相反,她“把普通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为此得到人民的尊敬和拥护”。
  作为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的一个主要观察家,赛珍珠对蒋介石的这番分析和批评引起全球性的反响,惹恼了亲蒋派。曾于1925年至1933年在北京教会学校任校长的天主教牧师乔治·巴雷·欧图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亲蒋分子。他的保蒋策略是往批评蒋的人身上泼污水。于是他在1944年春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蒋的反对者,说他们是“赤色分子……急于向蒋介石打冷枪以取悦延安”。赛珍珠和埃德加·斯诺等被公开点名为“打冷枪”的人。大部分上了欧图尔名单的人都在《亚洲》上发表过文章,有些人,比如斯诺,是特约撰稿人,而赛珍珠在其右翼对立面的眼中简直就是隐藏最深的阴谋家、最邪恶的亲共分子。
  赛珍珠的许多活动曾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她是否忠于美国的怀疑。联邦调查局自1 937年起便开始秘密调查赛珍珠,她的案卷最后达300页之多,是所有被调查入档的美国作家中材料较多的一位。据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记载,赛珍珠至少和四个美国的“共产主义前沿组织"过往甚密:东西方协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籍日本人争取民主委员会、印度美国联盟。在联邦调查局的顽固逻辑中,赛珍珠为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争取种族平等所作的努力已使她成了危险人物,无论她是否是共产党员。报告说,“尽管现有的情报不足以使人相信赛女士是共产党,但她积极支持所有宣扬种族平等的方案,已使她和许多知名的共党人士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的个人有了牵涉”。
 


(六)
 

  赛珍珠毕竟不是个政治家。她对中国广大民众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抗日正义事业的支持只是出于她朴素的个人感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她对中国共产党和其推行的政策没有深入的了解。相反地,由于受到当时国民党和美国的反共宣传的影响,她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共产主义始终存有不少误解甚至偏见。如在北伐军队中混有土匪,有排外活动,以及1927年南京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蒋介石派遣的调查组分别向国内外散布说,这次排外事件是苏联驻华使馆和中国共产党指使和操纵的,不明真相的赛珍珠对这些都信以为真。
  赛珍珠不是斯诺,不是斯特朗,也不是史沫特莱。尽管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在土地改革和联系群众等问题方面曾赞扬过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副主席也在1943年邀请过赛珍珠访问延安革命根据地,但她怕八路军受共产国际利用而没有接受邀请,并始终和共产党保持一定距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交、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冷眼对峙了20多年。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接触全面中断。赛珍珠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情况的了解,只能是道听途说,别无他法。50年代的美国,恐共、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其中包括那时作为共和党众议员的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对亲共人士的追查与迫害,这一切显然对赛珍珠的创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说,受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宣传的影响,赛珍珠早在2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就存有猜疑和误解,但那时在她的作品中很少有反映,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激烈反共的氛围中,赛珍珠关于中国的创作大多带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对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事件,她作了不少片面的描述和歪曲的报道。她在这段时期发表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1 954)中的一些段落和小说《北京来信》(1957)、《魔鬼从来不睡觉》(1962)、《梁夫人的三个女儿》(1 969)、《曼陀罗》(1970)中的不少批评,谩骂了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党的领导人。
  我国文艺界对赛珍珠也展开了严厉批判。第一篇檄文借自苏联谢尔盖耶夫的《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的译文,发表在1950年《文艺报》的2卷4期上,它为我国五六十年代对赛珍珠的批评定下了基调。赛珍珠的作品从此也就从中国读者的书架上消失。中国学者后来自己写的批评文章有:《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文学评论》1 960年5期),《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析》(《世界文学》1 960年9期),《猫头鹰的赌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世界文学》1 960年9期)等。这些文章的基调也都是政治性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她的作品。例如,《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析》开头便指出,赛珍珠“从小就是喝中国人民的血液长大成人的,她凭着她在中国住过30多年的资本,忠实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策士,永无休止地写下了大量侮辱中国人民的书籍。1931年出版的她的成名作《大地》,是她向中国人民射出的第一支暗箭”。文章进而指出:“反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辩护,这都是贯穿在她的一切著作中的共同的主题。”
  另一篇批判文章《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也同样指出,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无不想尽办法,从事罪恶活动。美帝国主义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在中国兴办教育,设立学校,“派遣传教士从精神上来毒化我国人民,进行间谍活动”。文章认为赛珍珠是“从反动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社会”。她歪曲事实,宣扬20世纪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向前发展,是“由于自己的贫困、天灾、疾病、无知等等所造成,并不是受到什么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文章认为“臭名远扬”的《大地》基本上描写的是1927年前后的事,那时“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正如毛主席完全正确地估计到:“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然而到赛珍珠笔下,一切都变了。在《大地》里,“地主安然地躲在床上抽鸦片烟,农民安静地种地。封建主义把一切都摆得‘有条不紊’ ”。渐渐地,赛珍珠在我国青年学生中成了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以致许多人闹出了误认赛珍珠为赛金花的笑话。
  终其一生,赛珍珠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要比她在中国实际呆的时间长得多。当临近晚年时,她却仍经常说自己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比在美国的多。可以说,赛珍珠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美国。生活无法使她改变中国是她的第一家园的事实。尽管囿于局限,她难以接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她对这个成长于斯的国家仍一往情深。她企盼着能有机会在死前回到中国,当1 970年和1 971年两国关系逐渐解冻时,她自感有了希望。她曾接二连三地给周恩来总理和我国其他领导人发电报,希望能使她得到一份邀请和入境签证。她还私下向尼克松总统求情。与此同时,她信心十足地向多种新闻媒体宣布了自己即将访华和写一部反映新中国的书的计划。
  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赛珍珠的签证申请于1 972年5月被驳回,理由是她在创作中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抱着“歪曲、中伤和诽谤”的态度。被拒签使赛珍珠气恼而又困惑。她自认是中国杰出的朋友——作为作家,她的书使漠然甚至敌意的西方民众转而同情中国人民追求的理想。然而,中美两国经历了长期的隔阂与对立,当时我们不可能对她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她并不了解,在这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民看来,她只是个反动文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赛珍珠终于没能再回到曾给她无尽文化营养的中国。不无讽刺的是,一生为文化交流呐喊出力的赛珍珠竟成了历史变革的牺牲品和文化隔阂的受害者。一场大病后,赛珍珠的身体再没有完全恢复。第二年,即1 973年的3月6日,赛珍珠长眠于世。尼克松总统闻讯后称颂她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富于同情心的人”。 。
  在一个简短的非宗教仪式后,赛珍珠被葬在离她的宾州住宅几百码处的一棵白蜡树下。她自己设计的墓碑上没用一个英文字,只是在一个方框内镌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她选择使用汉语和她早年的名字来永远代表自己,可说是意味深长。
  赛珍珠的一生,勤奋高产。她在文化交流、种族权利、妇女、儿童等不同问题上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她的文学创作。40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出版了100余部著作,大部分为畅销书,其中15本登上每月畅销书读者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的榜单。她的作品体裁广泛,包括长、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翻译(中译英)、传记、自传,还有儿童文学作品。在题材上,她为西方文学另辟蹊径,选用了大量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题材。当然,与她同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作家也长期生活在中国,也采用了许多中国题材,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还有法国诗人克洛代尔等。但正如许多人所认为,在描写中国题材而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中,除马可·波罗外,赛珍珠应推第一。另有研究资料表明:赛珍珠是所有美国文人中,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作家。
  赛珍珠长期在中国生活,并谙晓中文。她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后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跟一些投身科学民主救国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男女知识人士有着个人交往。她参加了关于儒家思想和农民运动的大辩论,并且是中国妇女解放斗争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因此她成了一个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视角的见证人,也是中国近代文化风俗及其变化的一位难能可贵的记录者。更有意义的是,在她二三十年代的早期作品中,赛珍珠作为一个外国作家,成功地使用中国人的视角,以文化为切入点描写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生活,叙述者与其叙述的事似无距离,又有距离,分寸掌握恰到好处,然后又能用恰如其分的语言,使西方人自然接受而不感陌生,影响所及,广泛而又持久。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个值得研究与借鉴的经验。
  应该说,为赛珍珠重新定位的条件已经成熟。20世纪渐近尾声,中美之间、东西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赛珍珠的作品也随之引起学术、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赛珍珠一生努力以人道主义精神“变人与人之间可怕的沟壑为通途’’,努力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在有诸多太平洋周边国家参加建设亚太经济合作区的今天,这样的努力应当、也必定会使赛珍珠得到更多的重视。近年来,在中国和美国已经先后召开了赛珍珠作品的研讨会;一部新的赛珍珠文化传记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在美国公共电视网上放映了新拍的赛珍珠传记片《东风·西风》;芝加哥和纽约百老汇演出了描绘赛珍珠生平和内心世界的戏剧《赛珍珠》;不少制片人、导演和演员公开表示要把赛珍珠的作品重新搬上银幕和银屏;在电脑英特网上也已经出现了赛珍珠研究和资料的专用网址和主页。
  对于我国的文学评论家来说,现在也许比以往更有条件对赛珍珠和她的中国情结做更多的了解和做出更为全面、公允的评价。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今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去阅读、思考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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