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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名人赛珍珠 >> 赛珍珠学术资料 >> 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


姚锡佩

  《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回忆录的书名。一八九二年她出生四个月就随着当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地清江,后又迁往镇江。她在回忆录中生动地记叙她那特殊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养成。她说自己怎样“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长大 一个是属于我父母的,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清洁的中国人世界,而两者之间可说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时,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并分享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我在美国人的世界时,则将两者之间的大门关上”。她不愿介入到两者的冲突中去,希望有一个兼有两个乃至几个世界美好感情的独立世界。
  然而,二十世纪是一个东西方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时代,赛珍珠意识中和事业上的几个世界,既给她带来了成功、荣誉和欢乐,也招致现实中各个世界的种种非议。一九七三年,她终于怀着说不清的麻烦和苦恼,离开了充满矛盾的世界。 
  在本世纪末到来的时候,在世界上空战云暂且隐散的时候,在民族和解、东西方交融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人们重新回顾赛珍珠“几个世界”的遭遇,又将作何感想呢?

  一、一个受褒贬的中国名字

  赛珍珠,这是一个颇有中国味道的笔名。一个洋人取这样的名儿,乃表示爱中国。万不料这是一个在中国易招损的名字,尤其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揶揄,认为它很不合“纯中国人”的品味,有些俗气,让人想到低贱的女戏子、妓女之类什么的。一九八○年大陆出版的一部《外国名作家传》更是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名字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不知此说何据?
  其实,这个名儿直接来自她的英文本名。其父姓Sydenstricker,父亲的中文名为赛兆样,她自然得姓“赛”。因为她的两个姊姊和一个哥哥早早夭折,所以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给她取了一个美国姑娘常用的名字Pearl,中文意即“珍珠”也。可见天下父母心大同。中国最早译介她作品的胡仲持先生对她的中文名则别有一番见解,认为“这于一位熟读中国古代传奇,惯写中国平民生活的女小说家倒是极适当的。”
  赛珍珠何尝不知中国人对她名字的轻视。不过,一来她大概不想追逐中国那些视“狎妓”为“风雅”,而取名讲究“典雅”的文人墨客心理;二来对那位被中国爱国者视为“通敌分子”的赛金花,了无敌意,故依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晚年她在美国费城的“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的两扇玻璃大门上,各用红漆写上很大的“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这种醒目的招徕,也会令清高的纯中国人”失笑吧。但这个中国化的名字在西方确实很有号召力。赛珍珠不忌讳别人把她和“低贱”的赛金花联宗,倒也显出这位“上帝”的女儿率真的心情。
  然而。正是这来自“上帝”的出身,又令敏感的中国人生厌。

  二、无法推避的宗教世界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人的眼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殊不知,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也处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激烈斗争中。
  一九三六年赛珍珠曾出版两本有关她父母的传记。写母亲的书名为《离乡背井》(The Exile),父亲的那本名为《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这两本传记被公认为充满生命的佳作,是她后来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书中深刻地剖析了她父母内心复杂的宗教世界以及对她的影响。
  她的父母都是受到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徒。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对新婚不久的年轻人,就怀着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动,不顾亲人的反对,接受美国长老会的派遣,离开家乡西弗吉尼亚州,来到遥远而陌生的中国。为了传教方便,他们没有住入外国人的保护区,而是深入偏僻落后的乡镇,为宣扬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奋斗。但是,在赛珍珠笔下,她母亲的内心和父亲有很大的差异。
  在贫困而又动荡的中国,母亲经历着孩子接连患传染病死亡的剧痛,她本人也经常处于死亡的威胁中。她把自已献给神,并盼望被接受,却一直没有见到被接受的迹象,内心充满了苦闷。而父亲却是一个以传教为唯一使命的“战士”,忘掉了家庭的义务。出于对母亲的同情,赛珍珠对父亲那种狭窄而深沉的性格,多加褒贬。但她依然尊敬父亲,不仅因为他有不懈的传教精神,还因为他和一般正统的传教士不同。
  她的父亲是个学者,曾研究过佛教。他见到佛教和基督教在待人规则等方面颇相似.乃因两千年前,所有的宗教都有着兄弟般情谊,宗教领袖和门徒都互有往来。所以,这位保守的基督徒不得不承认:亚洲的人类文明早已达到哲学思想和原教教义的高峰。这使他和他的妻子都成为比较开明的传教士,认为中国在每一方面都是和他们平等的,包括哲学和宗教,都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他们要求子女学习中国文化,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包括家中的保姆和园丁。
  赛珍珠深受父母的影响。但是,当她十五岁寄宿于上海朱厄尔女校时,她对佛教的看法和以中国人为朋友的行为,竟被老师和正统的传教士的女儿们看成是异教徒,被隔离反省,强行悔罪祈祷。她深感压抑,第二年即离校。
  直到一九一○年她返美进人梅康大学学习心理学后,那华人世界和传教士世界的大门才关上。岂料她那中国化的发式和举止成了美国同胞眼中的怪人。她只得在外表上尽量美国化,才最终加入美国世界,并在大学三年级被推选为班长。当她毕业时,又面临着两个世界的选择。她从感情上选择了自己的祖国,不愿当传教士。她说:“我知道自己无法劝人改变宗教信仰。我看见过许多好人都不是基督徒。”但良知却又驱使她回到父母身边。她向长老会国外传教董事会申请,在中国担任教师。
  一九二五年她再度返美深造,在康乃尔大学获取文学硕士学位,又取得耶鲁大学名誉硕士学位。她对宗教的看法也随之成熟,便公开撰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批评教会在国外强迫异民族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这引起了顽固教士的攻击。后来当她能依靠创作为生,不再领取教会薪金时,她才略感宽慰。
  她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青年一样,生活在一个彷徨苦闷的时代。她无法推避自幼为传统引入的宗教世界。在以基督教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美国社会里,她的一生始终和宗教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和许多宗教改革者一起努力引导教会从人道主义出发,开展多种社会福利事业。四五十年代,鉴于美国大兵在日本、朝鲜乃至后来在越南留下许多混血孤儿,她那热爱东方的感情促使她设立“赛珍珠基金会”,创办“儿童之家”,致力于救助那些生于美国而有亚洲血统的无家可归的美亚混血儿,帮助他们找到永久的住处和父母。她本人也收养了五个美亚混血孤儿。她死后又以大部分遗产七百万美元作为救济混血儿的基金。在呼吁捐款的宣传册上留下了她的思想:
  在流离失所时出生……
  孤独、恐惧……
  来到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世界。
  这些我们美国大兵的儿女仍在不断地出生。
  孩子们是无辜的。
  帮助他们以有美国血统而骄傲,不是羞辱。
  帮助他们知道爱,不是恨!
  帮助他们知道安适,不是痛苦!
  帮助他们获得知识,不是白痴!
  请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帮助他们!
  这动人的文字很能打动美国人的心肠,激起他们为美国人挣回面子的立场,但在被害的国家里则可能引起对立的思想。她这种出于美国立场的善举,在她反映中国生活的小说《大地》中也有表露,例如写花旗国的修女给中国人力车夫、乞丐的钱要比中国本国人多等等,这在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在粉饰现实。无怪乎鲁迅先生批评她道:“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出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更有甚者,指责她是“迎合侵略者的自尊心,去麻醉被侵略的大众。”所以当美国红十字会会长说:一九三一年秋中国发生水灾,美国的赈款最多,是因为赛珍珠所写的《大地》主人公王龙一家遭旱荒的故事,深切地感动了美国人的缘故,有的中国人听后立即反应道:“可是我们并不怎样表示感谢,如其这是认为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对中国难民的大功勋,那是很浅薄可笑的。”她那宗教化的美国立场,是她的成名作《大地》不受中国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在不同环境下生长的人们思想沟通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她以创作和各种事业所造成的西方人民对东方人民的友好感情,却是客观事实。

  三、引起东西方世界争议的创作

  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人们往往被相异的文化所吸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效仿西方作家创作,有的还专注于写身边琐事和三角恋爱的小说。赛珍珠对此颇不以为然。她跟一些中国青年争论说:“在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素材全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农民。”并且决心以自己的创作来证明。
  她的信心来自她的生活积累。小时候她的中国老保姆经常给她讲中国农村的故事,有什么风俗习惯呀,还有饥荒、盗匪等等。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她对这东方古国的民风有了更深切的了解。特别是一九一七年她与美国教会派来的农技师约翰·洛辛·巴克结婚后,他们一起前往安徽省宿县工作了五年,她的丈夫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经济,她本人则在和农民的广泛接触中,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善良,以及面对天灾人祸的交相煎逼而抱有的乐天知命的态度,由此萌生一个动机:写下“为敬爱的中国农民和老百姓所感到的义愤。”
  那时已有不少自命为“中国通”的西方人描述中国,但大都把中国写成一个劣等民族,需要靠西方基督教予以全面的开化。赛珍珠却自有看法,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地真实地出现,倘若我能做到的话。”
  她早就潜心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在她攻读硕士学位,曾以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为题,夺取康乃尔大学论文比赛的冠军。回到中国后,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执教的余暇,她请国学造诣深厚的龙墨芗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发展史。她阅读了《天雨花》、《笔生花》、《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还翻译了《水浒传》,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体会到许多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觉察的中国人心理。同时,她又比较了东西方小说描写人生的不同特点,为她创作中国化的小说奠定了基础。
  继一九二七年反映中国旧家庭里妇女痛苦的小说《东风·西风》之后,一九三一年赛珍珠推出她第一部描写中国农民生活及其心理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果真,这部颇有异国情调的小说立刻成了美国的畅销书。据说,这是由于当时美国正遇上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而《大地》主人公王龙和阿兰夫妇几经天灾人祸,始终心系大地,他们坚持奋斗的精神,在美国人心中引起深刻的回响。作品获得当年美国颇有声望的普利泽文学奖。1932年赛珍珠又出版了《大地》的续编《儿子们(Sons),内容是写王龙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了统治近代中国的三种社会势力:豪绅、富商和军阀。着重描写军阀思想形成的过程。一九三五年写出的第三部《分裂了的家庭》(A House Divided),则反映王龙的孙子们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不同追求。这三部曲构成一部史诗性的创作,集中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生活及心理状态的种种变化。当时虽已有茅盾《子夜》这样的描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史诗性作品,但从农民心理变化的角度向西方讲述中国的特性和存在状况,尚属空白。而《大地》三部曲不仅描述了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家族制度、贫富悬殊的生活、愚昧落后的观念和恶习,以及连年水、旱、蝗、兵、匪等等天灾人祸,而且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有关婚姻、妇女、儿童、教育、宗教、革命乃至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大地》三都曲不愧是一项巨大的艺术工程。
  一九三八年,一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连赛珍珠自己也不敢相信,更没想到会因这项殊荣遭到东西方世界偏见的攻击。
  在西方,畅销书历来不能登“纯文学”的大雅之堂。赛珍珠在公众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畅销书作家,还是一个传教士出身的女性作家,而名望比她高的老作家们却落选了。因此颇有些人忿忿不平地说:“如果连她都能得诺贝尔奖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得。”不少人则断言她是在混乱中侥幸获胜。
  强烈的混乱和争执,确实是这届诺贝尔评奖的一大特色。评奖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欧洲棘手的政治情势也影响着文学奖的评委会。儿乎每个重要作家都不可能不谈那争论不休的时局,他们的作品内容连及他们的国籍,都会招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敏感的问题,使评委会难以从三十多位候选人中选出大家都能接受的作家。直到最后关头,才把这项巨奖颁给远离欧战的荷裔美籍女作家赛珍珠。她的得奖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评委会认为她的《大地》三部曲及《母亲》等一系列描写中国的杰出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渴望理解乃众望所归。因此,评委会认为作出这一决定,“符合阿·诺贝尔所期望的为了未来的目的。”
  时间已证明,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在四五十年代一直是西方各国的畅销书,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消除了把中国视为劣等民族的偏见,还带来了久长的友好感情。
  在中国,赛珍球的《大地》却很难得到理解和好评。一九三八年好莱坞把《大地》改编为一部风行世界的电影,宣传海报上突现拖着辫子、缠着脚、抽着鸦片、端着夜壶的中国人形象,令现代中国人愤怒。其实,原作并未故意渲染这些陋习。但她的创作思想和手法,确有异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之处,也不尽符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所以,既有人批评她把苦力和保姆当作中国人的代表,把中国人画成半黑半白的面貌,且有猥亵的性心理描写,不像传统的,为人祟拜的中国祖先的肖像画。又有人批评她丑化了中国劳动人民,没有写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没有画出正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而贫农王龙依靠土地、“抢大户”致富之类情节是离奇的、不典型的、非本质的。
  接受美国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赛珍珠,对中国上层知识分子轻视苦力和保姆的意识十分反感,她说.“普通老百姓是中国的力量和光荣。现在以为西方会受骗以至相信中国的人民看上去像祖先的画像的时代已过去了。”她认为那种严肃的、堂皇的面容,“离真实生活是多么遥远”。她描写《大地》的人物,显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写意法,而是采用西方描写艺术的焦点透视法,“把光线和阴影作了处理”。她说:“我只能照他对着我的样子画他。”对所谓猥亵的指责,她不屑地说;“极少一部分教士才会同意他。我猜想这种对正常性生活的害怕是某种训练的结果。
  对后一种批评,赛珍珠似乎并未反驳。这实际上反映了近代社会两种深刻对立的世界观和创作观。现代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自己民族苦难历史的总结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创作方法上推崇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乃至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赛珍珠并非阶级论者,她对人类社会的观察,更看重民族内部深沉的文化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她创作《大地》,非专注于某一静止的阶级,创作方法也不拘一格,企图融合东西方小说的特长:既有西方读者所欣赏的深刻的心理描写,又有中国古典小说那种把现实和浪漫合于一体的特色。这一创作思想使她的《大地》不同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中常见的实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格局。
  《大地》三部曲不像传统的史诗性作品那样有着明确的时代背景。第一部是以中国世世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幻想和常见的“抢大户”的自发反抗行为,构成曲折的情节,贫农王龙经历着两次穷富反复的变化,由此形成对整个中国民族(包括各阶级)诸种问题的连锁思考。王龙是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但落后的生产方式并不能保障财富,一场特大旱灾就使他沦为流民。流民王龙又依靠“抢大户”发家,结果变成一个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的“暴发户”,这不仅未能改变小农经济的机制,反而在人的内在精神上增强了对命运的依赖。及时行乐的惰性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土地的欲望互为矛盾地交织着,王龙只能把早衰的生命寄托于众多的儿孙。作者以淋漓的笔墨描绘中国人炽热的土地观念和子嗣观念.二者结为生命力的原核,并构成中国人的生命圈,其繁衍着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和军阀割据意识,充斥着纳妾蓄婢、缠脚杀女婴等陋习。在《大地》的第二、第三部中,王龙的儿孙们虽然随着命运的摆布,分裂成不同的阶级,有的从农村走向城市,有的甚至从国内走向国外,但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依然多多少少带着点相袭的“原始性”:信仰土地、儿子和命运。绵延的“初民思想”与现代动荡生活的撞击,使《大地》三部曲自始至终笼罩着一层循环往复的悲剧色彩,而孙子辈渴望的正是要跳出这以土地和儿子为依托的中国人的生命圈。
  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中揭示的问题,对现代中国人颇有思考价值。但由于作品没有准确地描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革命者一律写成狂妄的不满分子,在她晚年的作品中更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抨击,以至她的小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无立足之地。

  四、面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矛盾

赛珍珠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是十分矛盾的,这和她的经历有关。
  她在中国曾亲历两次排外事件。第一次是在她八岁那年,遇上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小小的赛珍珠也被人憎恶地称为“小洋鬼子”,连小朋友都不来找她玩,她感到委屈和恐惧。父亲认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是正当的。母亲则告诉她,坏事是别的白人干的.与美国人无关。尤其是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奖金后,赛珍珠便深信自己的政府对中国是友好的。不过.她的童年世界也首次分成两个敌对的世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由于中国人对她同类人的恐惧,她亦因此陷在危险之中。
  第二次遇到的排外,是在赛珍珠从美国拿了硕士学位回中国后不久,当时中国正进入北伐战争的高潮。她曾和年轻的中国朋友一起为孙中山所宣布的共和政体而兴奋,也为中国走向军阀割据的道路而忧虑,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的中国青年的积极和热情,才使她对中国又产生了信心,但是她对北伐革命军了解甚少。她妹妹一家却从湖南来到她南京的家里避难,传说那里的共产党军队混有土匪,有排外行动。但她明白当时所有的军阀军队里都容纳了土匪,可是由于传来的有关共产党的消息,往往亦是有关强盗和土匪的事,究竟他们谁是谁,没有人弄得清楚。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支北伐军占领南京。邻人告诉他们军队正在屠杀白人,吓得全家在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帮助下藏了起来。结果神学院被烧了,家被抢了,她的同事,一个意大利神父被杀了,还有其他侨民遇害。当时赛珍珠感到他们这些住在中国的普通人,“是在为那些从不认识的人,为那些在中国打仗和劫掠的白人,为那些所谓帝国建造者而受难,历史的重压正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事后,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派遣的调查组分别向国内外散播,说这次排外行动是苏联驻华使馆和中国共产党指使的。不明真相的赛珍珠信以为真。实际上,肇事者是北伐军中的不肖士兵,混有军阀的溃兵和地痞流氓。共产党的将领曾为平息事端作出努力,但后来共产党在宣传中却又强调这次事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引起的,客观上姑息了革命队伍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经过这次排外事件后,赛珍珠增加了恐共心理,促使她对刚成立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产生新的幻想。
  但是,赛珍珠对蒋介石政权的看法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当年她住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目睹一批新贵成了官僚,将军无异于军阀,新政府面临着自身的堕落和各种尖锐的矛盾,这些一一反映在她的小说《分裂了的家庭》中。但她认为国民政府仍有可以肯定的成就,如开办了省级学院.修建了道路,现代政府的形式也似乎在逐渐建立。她知道蒋介石是一个不懂民主的军人,便幻想他那受过西方教育的妻子宋美龄是个有气度的女皇,能帮助蒋介石成为新王朝的好皇帝。
  在赛珍珠看来,中国每一场政治斗争(包括革命)的胜利,都只是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一九三三年她翻译出版《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即有感于这部古典小说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同一样式---“造反”:不满现状的人们揭竿而起,形成许多叛乱,几经较量,其中一支最强的农民力量终于推翻旧王朝。但新建的王朝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贫困生活,只是产生新的皇帝和无数权贵。因此,她对当时各革命根据地的反蒋斗争表示怀疑,以为这又将使刚刚安定的国家陷入新的动乱之中。她希望国民政府接纳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人民的生括水平。这种认识制约着她,不能理解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深刻原因。
  事实上,赛珍珠未反对中国革命,而是在不断地观察、思考。随着蒋介石政府越来越走向腐败、专制、独裁,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也有了新的认识。一九三四年,她在返美定居前夕,和美国《亚洲》(Asia)杂志主编理查德·沃尔什在北平访问了斯诺夫妇,约请他们做该杂志的主要撰穑人。此后,在她担任顾问编辑的该杂志上,译载了不少鲁迅等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及有关的介绍;选登了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的片断《毛泽东传记》等;以巨大篇幅报道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四二年赛珍珠重返中国搜集抗日题材,创作了《龙种》(Dragon Seed)和《生路》(The Promise),前者暗示抗战的前途在西北,后者以更明白的语言颂扬了山区游击队的英勇善战,可惜是出于想像,战士形象犹如粱山好汉。
  赛珍珠毕竟不是斯诺。一九四三年中共周恩来副主席邀请她访问延安,她为之吸引,却又怕八路军仍受共产国际利用,因而未成行,失却了一次亲自了解新型农民,亲自接触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战士的机会。
  尽管她竭力避开政治。远离共产主义世界,但她对现实生活积极介入的态度,使她不能不对一些人事作出很有政治倾向性的选择。如抗战胜利后,访美的中国作家老舍决定暂且留美创作,赛珍珠热情地为他争取较好的创作和出版条件,在向朋友介绍时,从政治上强调老舍“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急于回国,她又表示深深的理解并予以帮助。正是诸如此类亲华不反共的行为,遭到麦卡锡分子的攻击,竟被指为亲共分子,上了黑名单。即使如此,她依然不避嫌疑。一九五四年,当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王莹夫妇因要求回新中国而被美国移民局囚禁于哀离思岛,赛珍珠即挺身而出担保,撰文揭露政府侵犯人权,并呼吁她所在的宗教团体——教友会协助解决他们归国途中的困难。
  然而,五十年代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冷战气氛,割断了她和新中国的联系。尼克松、麦卡锡等所谓“追究在华失败责任”的叫嚣笼罩着美国;而受到“西方”孤立的新中国被迫采取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也加深了赛珍珠的疑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傀儡。她写于那时的回忆录《我的几个世界》,反映了她处在中美对立、国共对立夹缝中的矛盾思想。她攻击毛泽东的“统治”,却不得不承认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取得的领导地位;她欲维护国民党政权,却不能不谴责它的极端腐败,咎由自取她为美国在华政策辩护,却又叹息它未能真正认识中国。这矛盾的思想,终因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恐惧而服从于她的母国——美国世界。她也就不可避免地和斯诺发生了分歧。
  一次,斯诺去访问她。她告诫斯诺说:“当前你必须在共产主义中国和自己的祖国之间作出抉择。”斯诺说:“我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要我活着,新闻就在中国。”言外之意即采访新中国是他的职责。赛珍珠则说:“我必须选择自己的国家,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更需要我工作。”本来他们俩有各自独立的倾向和工作特点,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一九五九年斯诺为了更好地生活、工作,更多地获得新中国的消息,举家迁居瑞士时,赛珍珠竟批评他放弃了自己的祖国。她那带有狭隘政治偏见的美国世界蒙住了她早年超越民族界线的开明眼光。
  其后,我国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又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美国,其中包括一些恶意的诽谤。赛珍珠根据这些真真假假的材料写出了《暗箭难防》.《银蝴蝶》、《深耕记》、《北京来信》、《梁太太的三个女儿》等贬斥中国共产党的作品。
  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却始终未泯。当她看到访华友人带回的各种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照片,同时又听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暴行时,她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扑朔迷离的中国,醒悟到必须亲自到中国去了解真相。她拒绝了台湾的多次访问邀请,唯恐中共以政治原则禁止她前往大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政府恢复了中美邦交后,她不顾八十高龄,向中国政府提出访华要求,并计划着以新的观点写一部《红色国土》。可是在久久等待之后,接到的却是五月十七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二秘发来的信,写道:“由于你长期以来在著作中丑化、中伤和诽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我受权通知你,不能接受你的访华要求。”
  这封信大大地剌伤了赛珍珠的感情,她愤愤地反击说:新中国人民根本投有机会读她的书,她也不能去红色中国完成那本反映新中国建设的书了。她利用已搜集的新旧中国的照片,不到半月编就了一本书,题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China Past and Present)。她尽量不带偏见地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甚至称赞毛泽东是个天才,说:“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属于杰出的”,但依然严厉地抨击他“控制思想”的政策。第二年,她带着遗憾,带着对中国的矛盾心情,离开了人世。


五、渴望创造的女性世界

  就像她的创作思想和政治立场受到人们不同评价乃至误解那样,她的私生活也很难完全被她所爱的中国世界和美国世界接受。而她的生活观实源于这两个世界,唯把她养成一个独具一格的女人。
  一九三五年她和她的丈夫、金陵大学农学系主任约翰·洛辛·巴克宣告离婚。三个月后,与出版她小说的约翰·戴出版公司总经理理查德·沃尔什结婚。这场婚变颇引起一些中国人的腹诽,以为总有些成名后见异恩迁之嫌。她呢,再婚后一直袭用前夫的姓,所以,世人仍叫她珀尔•巴克。
  赛珍珠几乎没有正面谈过她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的原委。在《我的几个世界》中.也只是略略忆及她的父母对她的第一次婚姻保持缄默,认为这个青年虽然不错,但恐怕不适合他们这个比较重视理性的家庭。女儿却反驳道:你们俩就像中国父母一样,“认为跟我结婚的人首先要适合我的家庭。”她一意孤行,几个月后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但是婚后不久,她便感到内心的孤独。这种孤独感在她成为作家后愈甚。她死后出版了一本被称为自传体的小说《变了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s Changed),揭开了一个渴望创造的女性世界的苦闷。小说主人公和赛珍珠一样盼望有孩子,但她已不能生育,幸而有写作天才,于是她不断创造人物,构思情节,描绘生活,只有这个时候,她才感到有自己的灵魂。可是当她的作品获奖时,丈夫根本不注意她生活和工作中的这一巨大变化,“她那小小的新生灵魂突然不存在了”。经历了长时期的孤独后,她终于接受了另一个男人向她表示的理解和爱情。
  赛珍珠和她第二任丈夫的婚姻一直被认为是极其美满的,同心协力的一对。她那忠实的丈夫认为自己能使妻子树立自尊心,渴望创作,他发挥了一个称职的编辑、发行人和丈夫的才能,使妻子安于创作。所以有人认为是沃尔什发现了赛珍珠的《大地》,没有沃尔什,她将一事无成。然而,人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沃尔什早就面临破产,是赛珍珠的作品救活了约翰•戴出版公司,甚至挽救了该公司和《亚洲》杂志的一些投稿人,使公司能坚持出版那些有意义但不赚钱的书。这一点几乎被每个人承认。可是,当赛珍珠在一九六七年写出一本坦率的自传体小说《时间是正午》(The Time is Noon).企图通过一个“强悍”的妻子和依靠妻子能力的懦弱丈夫来反映一个“女强人”的内心世界时,她遭到一个强大的男性世界的反对。她的丈夫和其他男人都竭力反对出版这本书,原来一直“圆满”的婚姻,庶几又一次经历“离婚,”的危机。然而,也有人评价这是一部远远超越时代的小说。
  赛珍珠的内心是复杂的。她对“儿子”的感情更难以为她的美国同胞理解。由于她的第一任丈夫有一段隐秘的家族病史,致使她生的女儿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弱智儿童,她本人也因为难产手术而永不能生育。但赛珍珠怀有一个热烈的宽厚的母性世界。她收养了十二个孩子,晚年更渴望有一个像亲生儿子那样的人来照顾她。这种思想被认为是她幼时受到中国老保姆的影响,把儿子看成命根子。当她晚年着迷似的喜欢她的养子西奥多•哈里斯时,西方人便以为这位养子必是同性恋者,甚至把她基金会的不少受益者也说成是同性恋者。在她死后还发生了类似古老的中国家族的不幸:她那众多的养子为了分享巨额遗产竟打了七年官司。
  赛珍珠是一个十足的女性,尽管她是位职业妇女,但从不想变成男性.不仅在作品中,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隐蔽她的女性魅力。在老年时更竭力保持她的青春活力,除了雇用不少年轻人在她周围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在为筹募基金而举行的舞会上.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依然每支舞曲都跳。她精心打扮,年老时还描眉画眼,即使在美国这个开放世界中,她这种行为也遭到了非议。但是,据熟悉她作品行情的编辑说:女读者们对她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的亲善关系。

赛珍珠毕竟是一位不寻常的成功的女性。她是位获得世界上最高奖赏的女作家,又是位最有成效的出版业经营者之一。美国整个民族通过她的头脑过滤,接受了另一个民族的良好形象。自三十五岁成名后,她一直未辍笔,创作了一百多部小说和其他作品,尽管并非全是佳作,但她承担着一个男人和丈夫的责任,养活了她可怜的弱智女儿和残废的外甥,以及一大帮孤儿,她和丈夫一起经营贫民农场。一九四一年又创办了旨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东西文化协会”。同时她是美国文艺学术院的委员和“世界俱乐部”的理事长。在反对种族歧视、呼吁人权问题和控制核武器等方面,她都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据熟悉她的人说,凡是她要做的事,她一定不惜花费力气去实现,而且肯定能成功。她善于把工作分门别类,并集中精力,同时获得多种成就。在她八十岁时,她又一次荣获一九七二年美国《家》杂志评选的十佳妇女之一,在她前面的是露丝·肯尼迪和梅米·艾森豪威尔。
  赛珍珠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经历了妇女们可能遇上的各种问题。她一生孤独而艰辛,但凭着她的勤奋和才智,成为百万富翁。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认为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赛珍珠走在时代的前面。至少超越了四十年,而且继续走在前列。”称她为“美国奇人”。
  然而,迄今为止,在东西方世界里,各种偏见和她自身的矛盾依然掩盖着她的光辉。尤其在她终生挚爱的中国世界,她依然是一位受人轻视的“女教士”,不被承认的“朋友”,难以出版作品的“世界性作家”。
  呜乎哀哉,尚飨!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该文原载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1989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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