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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纪念赛珍珠女士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著名美国作家、一九三八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女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她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举行学术研讨会对她表示纪念,答谢她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她对我们中国人民怀有的美好情谊,同时也可通过研讨,不再局限于狭隘的观念,对她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作出比较恰当的分析,这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共同创造一个和平、发展、进步的新世界都有重要意义。我相信这也是赛珍珠女士生前努力追求实现的目标。
  赛珍珠一生以各种形式创作出版了约一百部作品。在她最主要的代表作《大地》(1931)、《母亲》(1934)、《离乡背井》《战斗的天使》(1936)中,都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艰苦生活与奋斗精神,以及她自己和父母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各种感受与情趣。她的作品中还实录并评析了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留下了具体生动的材料,这既是出于她的亲身经历,又因当时我国作者还极少有如此细致,同时涉及比较上层、底层中国人,以及也能反映若干具有西方观点的外国人的反应,所以这些材料无论在艺术上或学术研讨上都很珍贵。她长期生活在中国,从小和中国孩子一块游玩、上学,家庭教师是学识相当渊博的中国人,她读过大量中国的古籍和通俗小说,高度评价中国小说的艺术技巧,后来又在南京的大学里教英文。她精通汉语,宣布汉语是她的母语,说“中国官话是人类语言的精华”,把《水浒传》翻译过去介绍给美国读者。她具有这种难得的条件使她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能比同时代许多外国学者、作家较为丰富而细致,决非偶然。
  但更加值得我们赞赏的是赛珍珠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能摒除当时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存在的谬见及偏见,同情中国人民,能爱中国人民之所爱,恨中国人民之所恨。这样的倾向既已表现在她三十年代完成的代表作里,在后来成书出版的《我的中国世界》(1954)中,同样仍有鲜明、还可能是考虑得更成熟的表现。例如对清末的改革运动:她严厉指责慈禧不顾国家人民的死活反对改革,只“昏庸地在颐和园建大理石游船”,听由“她的官员们也一个个明争暗取”,是犯了“滔天罪行”;她比较欣赏光绪帝,因他“笃信必须改造中国”,而“慈禧是不会做的,而如若她不励治图强,中华民族就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了”;当时的外国政府态度如何呢?她清楚地看出“外国政府不欢迎这种改革,因为它将唤起民众,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如对辛亥革命:她称赞这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孙中山是“无畏的斗士”、“伟人”,他的想法是“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而当时的那些外国政府对孙则都“耸耸肩膀,不理他一套”,只有那些“对自己的祖国仍是一片痴情”的海外华侨“却鼎力相助”。再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她称这是她“最感兴趣的”,“陈独秀和胡适确实研究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也的确从中发现了那种古今一样的革命精神,它在历史上曾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发生了巨变”;她也承认“文言的确妨碍普通中国人获得知识”,“精通文言需要花费多年的心血”;她充分肯定《新青年》杂志“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如火如荼的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赛珍珠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执政后许多腐败现象也指责甚多。所有这些都同中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基本一致。
  作为一个外国人,赛珍珠斥责了当时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恶劣态度和“胡作非为”。她说:“当我在中国时,我总是同中国人一起同仇敌忾,反对英国人”,英殖民主义者首先发动了鸦片战争;“贪焚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已在蚕食中国的沿海沿江地区”;外来的“传道士、商人、外交官的傲慢态度及其有意无意的白人优越感,都在中国人心头激起了满腔怒火,愤怒的火焰已经燃烧了一个多世纪,而白种人却不能,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也正是蒋介石失去中国,共产党夺得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些白人是压迫者”,白人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杀人、强奸、为所欲为,而中国当局却无权逮捕他们,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她尖锐地指出“养尊处优的白人与起来造反的华人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公正”;作为白人之一她感到这是她的一个“重负”。赛珍珠同那些显然是“压迫者”的白人显然多有不同。
  作为一个美国作家,赛珍珠站在相当正义的立场,跟中国人民一样,最多反对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侵略,非常难得,因为他们确实对中国人欺侮凌虐最甚。中国人其实并非仇恨一切英国人和日本人,而只是反对他们中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的工具。赛珍珠时常抱怨,把美国人和英国人、日本人相提并论不公平。的确,我们不应该把美国人都说成类似的侵略者,尽管美国人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理解她热爱本国本族的感情。我们注意她也多次指出过这样的情况:“美国参与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把军船开进了中国的内河。除此之外,每当别的国家,通常是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时,我们也都跟着要求得到条约里的利益”,“总之,如果我们声称自己很开明,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那是一种虚伪”,“不能蒙骗中国人”,“我们根本无权要求中国人感激我们”。赛珍珠已做到了她当时能够做到的而在一般西方人、美国人则远未做到的程度。她是一位坦诚的美国人。
  究竟是怎样一种明智而且相当可贵的思想在指导着她的文学创作呢?用她记住的父亲所说的话来说,就是:“人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再这样令人惨不忍睹了,革命已为时不远了。”人民不会永远忍受压迫,只要压迫在,革命就不可避免,是理所当然的。“世界在前进”,谁也休想长久阻挡得住。而她所理解到的中国人民的灵魂,就是沉着应战的,富有革命精神,充满自尊心自豪感的人民。她的母亲曾这样告诉她:“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夺回一切的。”她后来果然看到:“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不过那是母亲去世以后的事了。”这就是她在一九五四年成书中的话。显然不能说她这是在存心反对我们当代的革命。她虽难以非常理解当代中国,却真的热爱中国、中国人民,早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她已这样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的确,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我的祖国与我的第二祖国(指中国)的人民的心灵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酷爱自由。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目前中国举国上下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为自由而战。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充满了敬仰之情。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这些话对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明显支持。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有其不凡的原则基础,跟只是出发于单纯猎奇的一般旅游者的感情不同。
  只是由于我们建国初期一段两国间的特殊历史情况,中美双方人民几乎没有什么正常来往,互相都非常隔膜。赛珍珠的作品介绍过来极少,对她的思想艺术大都缺乏研究,而她虽念念不忘中国和中国人民,却也没有能再来亲眼目睹一番的机会。她多次坦率地承认很不了解当代中国,而又无法再来亲自看看真相。于是某些曾经有过的怀疑与误解就出现了。与其苛责是她的大错,毋宁还是看为一种不幸。今天我们终于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人民的思想感情总是息息相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没有国界,真诚、正义的民族友谊一定永存。
  今天我们研讨赛珍珠的作品,应当把它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跟西方其他许多作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比较来看,从总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就和艺术价值来看,并从求同存异不事苛求以便共同创造和平、发展与进步的世界大环境来看。对赛珍珠这样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及其充满纯真同情、富有情味的作品,无疑是值得我们尊重、感谢、借鉴的。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
  (附记:文内引语,均出自成书于1954年的赛珍珠的自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尚营林等译)
  该文原载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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