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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与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会有着天然固有的联系。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也不例外,她的一生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赛珍珠虽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但其成功却要归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熏陶与影响,也要归根于她致力通过其杰作《大地》、《流亡者》、《战斗的天使》、《母亲》等向西方世界展示出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风俗习情、举止行为、道德规范,向西方人历历如绘、栩栩如生地再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是因为她“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中国)……”本文限于篇幅,不讨论赛珍珠如何在小说中通过人物、情节、民俗风情、矛盾等来反映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只谈谈她在自传、演讲、论文中是怎样直述和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赛珍珠作为一位美国著名作家,曾轰动一时,其成名作《大地》是美国文学史上被译成外文最多,销售量最大的作品之一。但因其作品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因此一直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权威人士的忽视,然而赛珍珠从不气馁,坚持不断地弘扬中国文化。熟悉赛珍珠的人不会因为她以一位美国作家写中国题材,并运用中国小说中的写作技巧作为表现手段而迷惑不解。中国是赛珍珠的第二故乡。她虽生于美国,却在中国民族文化意识的土壤中长大成人,度过近四十个春秋,说汉语先于英语,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式的教育,整天沉迷于老保姆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一生也忘不了她的家庭教师孔先生的言传身教。遭受许多坎坷,但始终热爱并一直向美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她自传、演讲中反复重述的主题。
  赛珍珠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人本主义;二是中国的家庭体制;三是中国的道德教育。
  赛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民主因素’中指出:“……(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几个世纪以来发展并得到考验和证实的民主过程。每个开国皇帝都给一个新的王朝注入强大新鲜的血液。他是人民中的一员,在此之前就表现出普通人的人格。他是完全经过民主竞争以自己的意志和努力从人民大众中涌现出来的。一旦登基,还需谁来安排培植和训练这位出于最豪华朝廷之精英呢?”显然,赛氏在这里过分赞美了中国的开朝皇帝,似乎他们已成神,无需再“培植”。诚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开国皇帝都是从普通老百姓中涌现出来的,如汉高祖刘邦,原是位农民起义领袖。他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历史发展中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不但中国的皇帝聪慧过人,赛氏认为,而且其他中国人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智慧和令人可敬的智力。在中国有智慧头脑的人,总是受到羡慕。如果这人既聪明,又有学问,再加勤奋,就会得到加倍的尊敬。而美国远非如此,美国拥有的是许多满腹学问的无智之士或充满智力的无识之徒。不仅如此,赛氏还认为中国人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他们直率、幽默、豁达,易交流思想感情,中国的世界里没有隐私。在《我的几个世界》中,她写道:“中国人生来就充满智慧,老练豁达,聪明无邪。就是与一位不识字的老农交谈,也能听到其明智、幽默的哲理。当我在我的国家找不到哲理时,就特别想念中国。我们的人民有观念、信念、偏见、想法,但就缺乏哲理。也许这些哲理只属于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以“人论”为开端的,对人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赛氏赞美的也就是中国的这种人格,中国的人文主义。儒家的“人贵于物”表达了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的观点。人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努力改造自然.建立社会,创造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中国的人文主义追求人的至善完美。人文主义要求“自敬”“自重”“自强”,这就需要自身的修养。有智有识之士总是会受到重视与爱戴的。
  赛氏阐述中国对“人”的重视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科举制。由于中国非常注重人才,培养人才,故发明了科举制度。她认为科举制有其民主性,表现在为君主服务的大臣是经过民主考试择优选出的。她介绍说,中国的科举制既杂且难,范围涉及历史、哲学、道德、艺术和科学等。通过考试的人员会成为政府的行政官员,统治者可更换,然科举制却长久不衰。“中国是历史上唯一把政治生活基于择优选举制度的国家,中国的科举制在动乱中控制着国家的生命,使之能一如既往地维持其正义与秩序。考试任用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英国的考试任用制就来源于中国,而美国又来源于英国。”赛氏还指出中国比英国更民主,因为英国的贵族头衔是世袭制。英国官衔的世袭在中国人看来显得荒唐可笑。她证实道:“曾经一位英国全权大臣在访问中国皇朝时拿出一本英国贵族的相册给各位大臣看,其中有张六岁公爵的照片。中国人立即断言这不可能,不符合逻辑,因为一个小孩永远不能被看成是一位公爵。”
  可以看出,赛氏过分盛赞了中国的科举制,当然,科举制创立的初期,也就是在隋唐时期,很见成效,较圆满地解决了官吏的任选问题。中国的科举制确实有其民主性,有其社会“合理性”,因当时科举制的建立有其美好的意愿,一方面,它要打破世官世禄的贵族政治;另一方面,它能吸收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尚贤”,其意思是要注重个人道德和学问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没有学问没有才能的统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统治者,有了好的统治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才能安全。因此,在十九世纪,欧美一些改革者看到了中国科举制的可贵之处,不断撰文赞美东方考试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促进了欧美建立近代文官制度。但赛氏并未指出其后期弊端。科举制在其后期.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暴露了许多缺陷。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之一《儒林外史》,就是一部批判科举取士制度对社会风气败坏的讽刺小说,从中可窥见营私舞弊者、贪污受贿者、敲诈勒索者,使科举制反其道而行之,埋没了无数有智有识之士。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体制是赛珍珠最羡慕最崇拜的一个方面。她非常羡慕中国式的大家庭,其小说都是围绕着传统中国式的家庭展开的。在她的自传与演讲中,把中国的家庭形容成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赞美中国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与规范,而家庭体制的完善促使国家安全与稳定。在中国,家国难分,总是提倡“天下一家”,“家给人足”,由此中国人犯罪率程低,到处呈现出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景象。所有这一切,她认为,都归根于家庭体制的稳固,因家家户户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懂得一切礼貌、道德、规范。家中发生的日常纠纷一般在族长的主持下解决。家就是一个法律单位,每家都对其成员负责。在《我的几个世界》中,她回忆自己早期在中国从没见过警察,直到在上海英租界或法租界才目睹一些异国警察挥舞着棍棒在街上阻碍交通。特别是她家住的小山镇里是根本不需要警察的。每个家庭都和睦相处,长幼有序,人人都有着光宗耀祖等浓重的家庭意识。她说:“中国人意识到个人需要个人的小天地,但又要靠近大家,特别是靠近自己亲近的人。孩子们在宽松的环境下健康地成长,淋浴着几代长者的慈爱,成年人则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老年人受到爱戴和尊敬.他们不会像美国的老人那样被送进养老院。”
  赛珍珠所说的确实如此。中国文化中有强烈的宗族观念,“重家族,敬老年,尊祖先”,政治上“先族治而后国治”的教化深人人心,中国社会家族关系异常广泛而牢固,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族式统治,家族的发达促成了村落和乡治形式的完善和牢固化,所以梁启超曾说过我国尽管“市治”甚差,但“乡治”很完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渴望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政治上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中,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这一理想,因而历史上有皇帝自称“太平皇帝”(宋太宗),农民革命(黄巾军的太平道)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所追求、所设计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也许对人类文明有着某种贡献,启发着人们的良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应该是个和谐世界。它可以使人们去不断追求,从而把社会推向前进。但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看,这种对‘太平世界’的幻想,致使主观脱离实际,而不能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由于赛珍珠深受这种理想主义的熏陶,她如同中国思想家们一样。本身就是位理想主义者。美国评论家多迪、韦斯顿、托马森认为赛氏是位理想主义者,她总是充满着年轻人的希望,从未被经历所腐蚀。赛珍珠获取诺贝尔奖也要归根于她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理想主义倾向。赛氏在她的美国世界里意识到西方人的家庭关系很薄,从而越来越怀念中国家庭的和谐与温馨。确实,在当时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增,迫使人们企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补救的良药,在这种寻求中,东方文化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无疑在某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家庭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对赛珍珠来说是家庭稳定、安全、和谐的基础。而这些观念的教化却要归根于中国的道德教育。中国的礼教是赛氏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她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儿童在七八岁前就已学会孔教中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在自传中她写道,中国的年轻人一进房间就知道属于自己的位置,从不去坐长辈的位置。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长辈时也会受到同等优待,但他们从不声称得太早,假如这样,就会失去所有人的尊敬,时间会弥补一切的。最后她慨叹道:“生活在一个我知道该怎样做而无需被人告知或遭训斥的世界里是多么轻松自如啊!”赛珍珠感到自己很幸运,“我很高兴我的早期是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里度过的,虽然已成为过去,但仍记忆犹新,那里的成年人平静而自信,小孩知道分寸。他们生活得安全幸福。”赛氏强调中国很重视教育,不论贫富,只要显露出自己的天分就有机会念书。她说:“一位村理发员之子如果能显出非凡的聪明才智,村里人就会筹钱送他去念书。”她提到中国父母亲对小孩的教育方法也很仁慈:“我在中国一家庭里见到一位父亲气极了要抽打他小孩,却被其他成员拉开了。理由是成人不应鞭打小孩,因为愤怒是一种错乱。成年人的愤怒行为是不光彩的。”最后,她比较说,一个大家庭里的中国小孩比美国小孩受到了更多的保护。
  无疑赛氏对中国的礼教是极力推崇的。确实,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使学生通过了解道德知识,养成道德习惯而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中国古代很多教育思想难能可贵,如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之主张,使一些平民通过发奋读书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走进了士大夫阶层。在当时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确实使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国民素质大大提高。所以,中国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国家。然而,这种教育状态也并不是完善无瑕的,它在实践中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如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何况孔子本人就很轻视劳动,大部分劳动人民无学习机会可言。
  总而言之,赛珍珠一直致力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发扬中国文化,使之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译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李景端所说的:“在对外宣传中,外国人讲的效果比中国人讲的要大十倍。作为一个美国人,赛珍珠写的那些中国的书.本身就有很大的宣传价值,重新认识赛珍珠,客观评价赛珍珠,有利于外国人来宣传中国,介绍中国。”
  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与对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即她并非纯学术式的比较,而是切合实际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文化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对比,起到了开阔眼界、明辨是非的作用。同时,她不仅只停留在理论上的对比和宣传上,而是把这些观点融化于她的小说之中。
  当然,赛珍珠由于受其时代、世界观等局限,在对传统文化中某些问题的看法也的确存在一些以偏概全、抽象笼统的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忽视了她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巨大贡献。

  该文原载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第8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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