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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名人赛珍珠 >> 赛珍珠学术资料 >> 关于赛珍珠研究的几个有待深入的问题


  关于赛珍珠的研究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研究成果很多,不过从总体上看,似乎还没脱离“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以及由此带给作家的人格冲突和情感痛苦这个视野,对赛珍珠的评价也未脱出尼克松总统的“伟大人桥”的结论。给我的感觉是,似乎这个话题可说的已不多了。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者研究中存在,在美方的研究中也如此。其实这应该只是一个错觉。依我之见,有关赛珍珠的研究可言说的话题还很多,对她的研究也还处在开始阶段。毕竟,她在中美双方的偏见中生活了大半个世纪,而消除这种种偏见是要有时间积淀的。下面我想就我所想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意见。

  一、赛珍珠可不可以写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
  这个问题乍一提出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其实是可以认真想一想的。关于作家身份的认定,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人们对此也从不认真推究。这是因为中国人对国籍的认定历史上十分宽容,“国籍”一词最早出自《魏书·李彪传》,原指“国家之典籍”的意思,跟今天的意思完全不同。到了清代,对人的“出生地”以及“祖籍”开始有了严格的管理,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今。今日人们填写表格所说的“籍贯”就是讲的“祖籍”。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国籍”只是20世纪初才有的事情,严格说来还是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新事物。我们打开《全唐诗》会发现不少古里古怪的“外国”人名的作者。还有那位鼎鼎大名的李白,如果从出生地来计较,他倒是应该归入俄国文学史的,如果再查他的血统,问题就更大了。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胸怀宽广,来者不拒,有容乃大,统统收进来。这说明,我们以往讲的中国文学史,并不十分强调作者“国籍”身份的认定,所谓的“中国”只是一个浑沌的概念。
  到了20世纪,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移民作家及跨国界作家的大量涌现。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世纪,各个国家都加强了“国籍”的管理,于是作家身份认定的问题凸现出来了。面对如此众多的移民作家及跨国界作家,理论家们开始感到束手无策。正如纽约大学的巴宇特所说:“‘国家’的政体、民族、种族以及语言地理上的意义在‘留洋文学’及与其相关的‘海外文学’中是极其混乱的。这在用外文写作的作品中尤其明显。”①巴宇特的话实际上是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这就是对于“留洋文学”、“海外文学”,而言,我们无法用“国家”的概念给予笼统的框定。他接着举出了一个例子,这就是在亚美文学的文集中时常榜上有名、然而却很少有人过问的欧亚裔混血作家Diana Chang,她的一部小说《爱的前沿》(Frontiers of Love),其中记叙了抗战晚期居住在上海的三位混血青年的故事,尽管作品是用英文写的,然而假如和张爱玲的中文比照来读,无疑将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上海”这个读本的含意。显然这是应该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该跑到“外国文学’’的领域中去。巴宇特接着指出,所谓“海外”、“留洋”都只是地域概念,以《爱的前沿》中的女主人公Sylvia为例,她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她的全部感情世界跟中国这块土地是紧密相连的,自然也是中国文学所关注的对象。
  赛珍珠显然也属于这种情况。她出生在美国,但3个多月后就到了中国,在中国生活长达30余年。她的作品与中国的关系之密切,大家早已知晓,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却是,她和她的父亲都曾拥有中国的国籍。如果用通行的“国籍”标准,她也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像这一类的例子在其他国家就更多了。随手举出几个著名的人物:英籍印裔作家拉什迪、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都无一不流露出与故土的血肉联系,为他们确定属于哪一个国家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同样是困难的。
  正如巴宇特所说:“如果非要用‘中国’、‘美国’来定位一个作家,那么Diana Chang的例子证明,所谓‘国家/民族’在海外作家里是很难界说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二元对立,很难概括与实、内与外、疏与离等等复杂情况。”既然简单地用“国家”、“民族”的标准很难给这一类边缘文学分类,那么另一个做法就是用作家使用的语言做标尺来划分了。这对于中国已是个长期沿用下来的约定俗成的法则。在中国文学史里,我们看不到使用非汉语写作的作家作品。然而就在中国,这个标准也是大可存疑的,且不说中国拥有56个民族(还不包括近年一些加入中国籍的“老外”),他们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的权利,单单就拿汉族或已同化于汉族的作家而论,这个标准也遭到了挑战。著名作家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等,他们都用英语写过作品,你总不能把他们统统算到英国文学当中去。至于在国外,这一类情况就更屡见不鲜。印度诗人泰戈尔就是个经常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其他如奥克利(尼日利亚)、翁达日(斯里兰卡)、阿伦德哈蒂·罗伊(印度)等等都是在使用非母语进行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至于像瑞士这一类的国度,一国之中使用4种官方语言文字,在这里若用语言来区别哪一国文学的研究范畴就更成问题了。
  很显然,使用的语言不能成为一个准则。剩下的就只能是作家的自我定位了。这一来情况显然变得更加复杂。就像居里夫人为了研究工作的继续进行不得不加入法国籍但她却仍坚持认为自己是波兰人一样,赛珍珠也一直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事实上这一类的作家自我定位早就进行过了,迄今为止,我们见到了几乎是凡有可能成为定位准则的一切可能的标准,然而它们无一不是建立在模糊不清的基石上的。
  正如美国华裔文学专家Amy Ling所说:作家“身份的确认同时是一个既简单又异常复杂的问题。是以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死亡地、最长的居住地、职业、阶层、与他人的关系、个性特征、身型、年龄、兴趣、宗教、星相、工资收入、自我的认知还是别人的认知来确认身份?答案可能是无数的。”
  总之,尽管世界上关于作家身份的认定目前尚无定论,但大体上已逐步形成下列三点共识或者说是标准。这就是:确定作家身份最好还是从作品性质来决定,这有助于对作品的解读。赛珍珠的大部分作品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它们是应该放到一起来解读的。其次是作家本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就像居里夫人虽然加入了法国籍但她仍声称自己是波兰人因而被收入波兰科学史一样,赛珍珠也多次宣称自己既是一个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人,因而她完全应该为中美两国文学史所共同拥有。再其次是作家的国籍。虽然有关赛珍珠的中国国籍问题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戴安邦的话无疑也是重要的依据。一般情况下,以上三点只要有其一,作家的身份就可认定,更何况赛珍珠是三点俱备,那么,她被纳入中国文学史难道还能说是缺乏充足的理由吗?更何况我们还可以追问一句:既然林语堂、梁实秋能够一身而二任地被写入美国文学吏,那么,赛珍珠为什么就不能够也被写入中国文学史呢?

  二、怎样评价当年的西方传教活动及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
  赛珍珠过去在中国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是她的传教士的身份,就连鲁迅也强调了她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她才会被戴上“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这顶帽子。可以说,她在其后数十年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都跟这个头衔有关。如今,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 中国人也从当年的愚昧与颟顸中走了出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一点理性和科学的思考呢?
  众所周知,历史上人类的传教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各民族之间推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发展以及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事业来加以肯定的。我们歌颂唐玄奘,赞美鉴真,肯定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正是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才使中华民族及日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繁荣光大。这应该作为我们对于传教活动的一个总体价值判断。
  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宗教的确是他们的一个有力的工具,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往往挟西方武装力量之威,在中国干下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加上此时蜂拥而人的西方传教士中人员素质鱼龙混杂,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他们极大地破坏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赛珍珠及其父母亲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也恰巧被裹挟在这股大潮之中。
  然而问题是,自清末至民国初,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工作主要还是办学校,建医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兴办慈善事业,推广先进技术,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效果上看,对开启民智及加速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的现代文明进程,都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只要环顾四周,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历代农民革命并没有留下许多保留至今而又具体可见的成果,相反,我们当代生活(几何、物理、化学、医院、学校、洋房等等乃至人、车靠右行这样一些简单的习惯)的原初形态不少是当年的传教士带来的,我想这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把西方政客和少数宗教界领袖的殖民主义意图等同于所有的传教士活动,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否定德国纳粹就把辛德勒也给否定了—样。辛德勒仅仅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需要评价的却是数百万之众(其实,西方传教士大多也是普通民众)。
  在这里我想介绍三位曾经与赛珍珠及其家人亲密交往过的老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曾采访过他们。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安邦教授(百岁高龄时过世),另两位现在已无从联系,如还健在,该已超过百岁了。从他们的切身经历中可以了解当年赛珍珠及其家人的传教活动。
  与赛珍珠一家关系最长久的要数戴安邦。他自小居住镇江,与赛珍珠家对门相望,赛氏一家人的生活起居都在他的眼底。赛珍珠的爸爸赛兆祥并不像他女儿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似乎对家人漠不关心,缺少人情味。正相反,他在戴安邦这群孩子们的心中是一个十分亲切可爱的老头儿。“他是一个好人!绝对是一个大好人!”戴安邦对我连声称赞说。他也听过赛兆祥布道,但感兴趣的并不是内容(因为他们没有人能够听懂),而是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及口袋里的糖果。对戴安邦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赛兆祥帮助他上了学,以后又帮他得到了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学成后他与赛珍珠一道回到了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赛珍珠离开中国,他们的联系才中断。从戴安邦身上我们看出,赛兆祥并没有培养出一个基督教徒,而是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名科学院院士。
  第二位是丁震亚研究员,曾任安徽省农科院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顾问。他是在宿县与赛珍珠一家人结识的。当时他对农业很有兴趣,赛珍珠就让他给布克做下手,之后赛珍珠夫妇回到南京,丁震亚考进了南京大学,但他无力交纳学费和生活费,去找赛珍珠帮忙。赛珍珠对他说:“我出钱资助你读书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不主张这么做,你必须用劳动来挣这些钱。我提一个方法吧:南京大学主楼前的草坪你来负责修葺,我每星期付你工资。”丁震亚就是这样靠赛珍珠的帮助读完了大学,又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工作。赛珍珠也没有培养出一位基督教徒,而是为中国培养了一名农业科学家。
  第三位是冯玉淑老师,也是宿县人,她曾在赛珍珠参与创办的“启秀女中”读过书。据她回忆,赛珍珠还在明光计划创办一所“含光男中”,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学校没有招到学生,没能办下去。在她的印象里,赛珍珠给她们上过课,还曾为她们那儿的一位农妇接生过一个孩子。当时的安徽,女孩子根本没有进校读书的,她们算是第一代。其中有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她们成了宿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成了宿县及安徽最早的妇女运动的领袖。这说明,一是教会教育客观上起了启蒙的作用,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人们通过教会了解了自由平等的道理。二是由此角度出发来考察赛珍珠多次帮助共产党人的行动,可以看出这并非是她个人的完全孤立的事件。赛珍珠自己永远也不会知道,她的兴学义举实际上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对待西方传教活动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在这里我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他在论述印度被英国统治这件事时说: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马克思从道义上批评了英国的“卑鄙”,但从历史进步的角度他却肯定了英国的行为。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是英国的政府行为,这跟数百万众的教士的群众行为又有所不同(他们中的确有相当多的人具有献身落后国家人民的精神,如赛兆祥等),我们在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以外来文化乃先进文化为由,主张卖国投降。典型的代表就是李登辉。他近来到处吹嘘“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为他卖国制造借口。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学术界一些人竭力美化满清对汉民族的统治,认为如今已经是一家人了,历史也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了。照此说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就不该歌颂了,需要歌颂的反而是秦桧、吴三桂乃至日本法西斯。这真是赤裸裸的汉奸逻辑。另一种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待外来文化,不加分析,采取仇视排斥的“义和团”态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
  如何掌握这个分寸,我以为,马克思与魏源都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克思在他论述中国的6篇文章中,在肯定英国文明优于满族文明的同时,热情歌颂了太平天国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同样,魏源在积极帮助林则徐制订抗英战略的同时,充分肯定了美国总统的民选制度,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一直遭到后人的曲解,人们总把“技”解释为“技术”,其实魏源的“长技”是包含着西方的一切长处,其中也包括西方观念和制度。这从魏源的文章里是不难看出来的。
  近代史上,来自西方文明的侵略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手硬刀子,一手软刀子。硬刀子是武力入侵,对此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而软刀子则是它们的文化。对待它们,则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拿来!”合用的给以消化、吸收,不合用的则剔除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在全球化的各民族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西方的传教活动既有文化侵略的一面,也有输入先进文明的一面。而广大传教士中也不乏真诚善良、热心为中国服务的人士。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像戴安邦教授那样,大声地说出“赛珍珠一家都是好人!”我们更可以自豪地说:“赛珍珠同样也是我们中国的女儿!”

  三、怎样评价赛珍珠的贡献
  迄今为止,有关赛珍珠的权威性评价莫过于尼克松的“伟大的人桥”以及鲁迅的那段众所周知的话。由于他们的话十分精彩,因而至今多数评论仍无出其右。
  他们的话当然很正确,但我以为并不全面。
  先谈尼克松的“人桥”说。所谓“人桥”,就是指由于赛珍珠的存在,她使中美两国人民的感情得以沟通,中美两国由于她而更好地了解了对方。这话总体上是不错的。但若细加考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她使双方加深了理解,为什么唯独她本人却让中美双方都不理解达大半个世纪之久(她正式进入美国文学史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要说沟通两种不同文化异常困难,但历史上做得好的人也很多,如唐玄奘。他到了印度,即把中国的儒学思想融人了印度佛学教义,一连辩论18天,无一人敢应战,令印度人大为折服。等他回到长安,带回佛教经典,又受到万人空巷的迎接。这等做“人桥”的风光,赛珍珠连想也不敢想。诚然,王龙的乡巴佬样,令从来不知中国为何物的美国人感到了新鲜,据说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人的好感。90年代我在美国的航班上见到一位美国姑娘看赛珍珠的小说,问我,中国的女人都裹小脚吗?我接过书一看,上面的插图中的中国人都是一幅幅类似“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不禁哑然失笑。这就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从赛珍珠那儿传过去的。因此,不妨说,她的“人桥”作用发挥得并不很成功。在我看来,赛珍珠的功绩恰恰就隐藏在她令中美双方都长期不理解她的这一事实之中。她对双方文化的批评令双方都不满意。说得好听一点是 “有争议的人物”,说得白一点就是“她不讨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越来越发现她的批评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她的立场总体上看是比较公正的,她的眼光具有某种超前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大半个世纪,中国人反而对她愈加接受、欢迎的原因。中国人现在并不关心赛珍珠是如何表现中国的——因为它们跟今天的中国现实相距过远,而是思考她对中国批评中的那些合理的地方并对她当年的不被理解感到歉意。赛珍珠的眼光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根本原因在于她一身承载起了两种文化,而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这方文化的长处出发去批评那方文化的缺陷。因而她的“人桥”特点虽本意在“沟通”,但实际的做法却重在对双方文化的匡正和建设上。这对于中美双方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它使我们了解到各自都有观念上、立场上的盲点,我们双方都远不是一贯正确的。
  再来说说鲁迅的意见。核心的问题是赛珍珠的作品是否“浮面”而不得“真相”。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赛珍珠的作品就毫无价值。考虑到鲁迅说此话时是上世纪30年代,那正是左翼文艺运动时期,鲁迅也正在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那一时期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是偏重于从政治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去观察社会生活,文学的功利作用以及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都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赛珍珠的作品与这些的确都沾不上边。她的作品与当年“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主旋律”也相去甚远,俨然是一个异类。只要想一想那一幅幅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民怨鼎沸的惨景,而赛珍珠还能以欣慕的心情来描写这一切,让人很容易就得出一个“浮面”而不得“真相”的印象。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文学观念来考察,赛珍珠从宿州最落后封闭的农村现实出发,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宗法制农民“民俗生态学”的原型,从王龙祖孙三代的历史演变,生动地勾画出中国农村的“民一匪一官”三位一体的运动轨迹,这一点就是极为触目惊心的。在这里面保存着丰富的中国几千年社会运动的信息和遗传密码,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在“农民”、“土匪”、“官僚”这个封闭的“生态圈”里打转转。它让我们懂得,何以中国总是在不停的农民造反与改朝换代中回环往复而不能前进,其真正原因就隐藏在这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当中。它让我们懂得了,何以当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系列层层推进的从“器物一制度一观念”层面的变革之后,还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等等荒唐透顶的大悲剧。这正是因为王龙式的宗法社会的细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这一发现来看,赛珍珠的《大地》又是极为深刻的。它让我们看清楚了,正是眼下进行着的“西部大开发”、“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等等巨大的变革,才是最终结束以往中国历史轨迹的真正动力。从“民俗生态学”的意义看,赛珍珠得到了“真相”。

  四、仍然有必要加强有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下大力气去搜集有关赛珍珠生前在中国生活与活动的资料,如今,当我们想起来时,我们已经丧失了最宝贵的时机——与赛珍珠同时代的人都已故去。
  在这方面,美方学者做得也不特别好。这当然怪不得他们,毕竟,赛珍珠主要的文学活动时间是在中国。就我个人所见,美方研究成果中,错误不少。比如,有的书里刊登的照片,把今天的南京大学“体育教研室”错当成赛珍珠原来的住房。再比如最新出版的《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彼得·康对于赛珍珠与前夫布克关系不好的原因做了推测,认为是赛珍珠的性欲得不到满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布克有外遇。这是戴安邦教授亲口对我说的。他说,有一次他同赛珍珠一道去农林系办公室找布克,一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他俩都惊呆了,原来系里的女秘书正坐在布克的怀里。赛珍珠的脸色大变……我想戴安邦说的是实话。赛珍珠对此一直讳莫若深,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她的性格——她的思想深处有中国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由此我们就能懂得,何以赛珍珠这个美国女权主义者,会欣赏起中国妻妾家庭制以及欣赏大老婆在家庭中的地位来。由此我们也能更深地体味当年赛珍珠内心的凄楚——她没有亲情,孩子又弱智,工作又得不到中国教授们的尊重,她只有把自己一颗对中国人民挚爱的心,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写作之中。一旦她得不到中国人民的理解,她内心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如果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我们的结论就可能陷入武断,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作家。这个工作尽管目前做起来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我们有必要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见证人的后代身上,因为我们工作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拥有一个真实的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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