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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光复活动中,中国一些城市发生了杀戮旗人妇孺的惨剧。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书中有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客观的看,非理性的“驱逐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此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其负面效应极大。在大厦将倾的激变时期,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恐怕就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了。事实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汉族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

相比国内西安、太原等城市,作为京口驻防所在地的镇江,在辛亥之变中有没有发生同类情况?从李竟成、陆小波等人的回忆以及地方志的记载来看,镇江是和平光复。《镇江市志》载:十一月八日黎明,攻击佳备就绪,军政府照会载穆,如愿缴械,可停止攻击,否则决不宽纵。载穆自知不敌,同意投降。上午,旗人一律缴械。军政府率兵入城安民。十一月十一日,载穆自尽,在革命党人游说下,清海军“镜清”、“保民”、“虎威”、“飞鹰”等15艘舰艇起义。

笔者找到出身镇江士族的学者鲍鼎的遗稿《镇江旗营始末》,发现其中有两处,可与赛母凯丽的书信相印证,一是新军入城前,“旗人亦纷然隐匿财物,迁移妇幼,无斗志”。二是“都统载穆二十日自尽”后,“旗人遂于二十二日上午,尽数移至城外。(56)

因为载穆自尽前对在镇江城内的几千名旗人(包括旗兵家属)的安全心怀担忧,镇江商会杨邦彦等士绅愿意以命确保旗人安全,而且载穆的遗书仍嘱托商会诸公“余死后望诸君鼎力保全我数千男妇之生命财产”。

《辛亥殉难记》(吴庆砥修,金梁补)卷五记载了3个旗人烈女赵纳氏、王刘氏、陶氏在这场革命中的遭遇,如“陶氏,京口驻防洪恩培妻。辛亥九月二十一日。镇江乱,势如鼎沸,旗民不能居,复不许迁。氏仓促携子女渡江居红桥某戚家。“(226-228)

因此,赛珍珠母亲讲述的镇江赛家附近惊恐万状的旗人妇孺到处逃窜是合乎历史的。不可否认的是,辛亥之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的,如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今天一些幸存的旗人的后裔也向笔者回忆,他们的祖辈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赛珍珠的父母也帮助了镇江旗营的旗人逃命。但赛珍珠认为“他们(镇江老百姓)没说什么。根据中国的伦理道德和基督教义,父母那样做是行善,所以他们并没有因我的父母拯救他们想要杀死的旗人而责备他们”。事实是,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辛亥革命还是一场民族光复运动,赛珍珠说“外表上所能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男人们剪掉了辫子,发型换成了西式。满清王朝已被推翻,象征对它臣服的辫子当然也该被剪掉。(115页)1914年冬,赛珍珠回到镇江做中小学教师,她看到“强大的革命力量还是胜利了。一些年轻人,其中有我的学生,守住了挑着担儿和柴捆赶集的农民必须经过的城门。当年轻人看到留着辫子的人经过时,就让他坐在一张凳子上,给他上课,然后就剪掉他的尾巴。也有一些人会因此而黯然泪流。”(115页),她在润州中学、润州中学预科(山巷底小学)任教并指导17-20个为参加工作受训的年轻妇女,照顾病母的同时,还选取润州中学学生素材创作《祖先的束缚》(短篇小说),后于1924年发表于《教务杂志》。这篇写实小说记录了辛亥革命给镇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后辛亥时代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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