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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赛珍珠专题研究 >> 专栏文章选登 >> 是我们欠了她的——读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


  一个专事以本世纪中国早期农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她的几十部有关中国的作品却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来自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可是这些作品偏偏在30年代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获奖却未必能说明一切,她的名字有时反而成了不该获奖的代名。于是无论在其母国的美国,还是在她曾居住长达三十多年的作为父国的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可见之于她自己的表白“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她都受到了不应受到的冷落(岂止是冷落,美国且不论,中国却曾单方面视其为“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命途何蹇!然而,事无定算,风水轮流。在她生命的末年,情况终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70年代,当中国文化还处于封冻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前夕,就把她的作品视为了解中国的必读文献,并称赞她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而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知识界对她的评价和以往几乎翻了个个儿。如果说过去的评论几乎是基本否定的话,这根阴线一拉就是几十年,那么,现在的短短十几年间,已是阳线扶摇,风景可观了。最近的例证便是流行欧美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显学也被国内学者及时纳入到对她的研究中。她以及她的作品终于给人以一种“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意味。
  此人是谁?一个于知识界不应陌生、但很多人(比如我)也不尽了然的名字:赛珍珠。
  我对赛珍珠的了解,起源于对这个名字的好奇,就象赛金花一样,尽管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除此之外,就知道她是美国人,写中国小说,还翻译了中国的《水浒》,并把书名意译为“所有的男人是兄弟”。这种了解当然只是一种ABC的水平,但若想进一步,似乎又缺乏可能,因为找不到资料。可是眼下,我却敢说,我对赛珍珠的知解更具体也更深人了,或者说,我正在一步步地接近赛珍珠,至少是情感上。把我和赛珍珠之间距离拉得如此之近的是我的朋友郭英剑,这位对赛珍珠有着浓厚研究兴趣的美国文学博士在研究赛珍珠之余,亦痛感于我辈欲接近其人而不得,遂下决心为赛珍珠辑一资料全本,亦即将国内知识界对她的评论从30年代到90年代,尽其可能,梳录成书。几年时光过去了,书当然是编成了,其间爬罗剔抉、旁搜孤求的功夫自不必为外人道之。但我作为外人,面对这本堂皇七十多万字且装帧精美的《赛珍珠评论集》,尤其是面对封面上赛珍珠那挺拔的鼻梁、忧郁的眼睛的肖像,心里还是挺感谢这本书的编者。是的,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而这本书却能够使我们方便地从桥上通过。
  赛珍珠所以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的、真正史诗般的描述”(获奖评语)。虽然在获奖演说中,赛珍珠如此表示“我也为我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接受此奖”,但她在自己关于文学见解的演说中却把话题转移到中国。这是篇叫做《中国小说》的讲演,地点是瑞典科学院,赛珍珠把自己在文学上获得的成绩归诸中国文化而非英美文化。她说“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也许正是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认同,使她在美国文学的格局中难以进入主流。本世纪以来,欧美文坛流行的是招式迭出的现代派和后现代,赛珍珠那种中国式的本真叙述属于古典范畴,很难入那些唯新是求的新潮者法眼。但我肯定赛珍珠并不介意这些,因为她对现代中国作家一味对外国现代作品的模仿就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落实到自己身上,她对自己的期许就不是小说如何做,而是如何以小说的方式把中国的性质和状况向西方作一介绍。问题在于,自我期许是一回事,这件事在别人眼中做得如何又是一回事。如果说她的小说观不能引起同胞的认同,她的小说内容按照萨依德的后殖民理论和东方主义的逻辑尚能激发其兴趣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已多少反映了这一点;那么,正是这个内容、所谓史诗般的内容,使她又在她的成长国遭致许多非议。
  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非议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1949年之后我们对赛珍珠的评价。这种非议书中多有所录,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当然,其中重要的是鲁迅的意见。鲁迅虽然不是对赛珍珠作专门的评价,但他对赛氏作品的不以为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真正的史诗”和“浮面的情形”,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至于哪一种表述更接近小说的真实,我想我们今天终于可以仁智互见了。但是,在当时,继鲁迅之后,左翼知识分子对赛氏的批评基本上是顺着鲁迅的思路一路下行了。茅盾认为“《大地》的作者虽然自以为是站在没有偏见的纯客观立场,然而她对于许多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痛苦和要求是不了解的”。胡风则指出“即使从现象上看到了‘穷苦愚昧’,但如果找不出它的来根去路,在理解上就免不了错误和歪曲,在艺术的创造上也就不能达到真实了”。坦率地说,我对这些批评非常不以为然。因为左翼人士对赛珍珠的种种不满,可以归结为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杰姆斯的一句话“赛珍珠在中国的主要麻烦源自于她对历时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所取的立场”。这一点,从胡风那些“错误和歪曲”之类的批评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但是,在“革命”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学术上的反思对象的今天,我们一旦可以不用这根紧箍咒来衡量赛氏的作品,那么,我不无倾向于认为,即使是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所作的“穷苦愚昧”的描写,也未必没有触及到“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并且,我更进一步以为,她所触及的还就是所谓的“真相”。须知,真相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并且因人而异。让一个京城知识分子和一个三峡库区的纤夫来说一说他们经验中的中国,那肯定大相径庭。但如果他们述说的都是他们的真实的情形和真实的感受,则无疑都属于中国的真相。何况,再把话说回来,中国人其实也未必具有垄断中国真相的权力,甚至能力。
  书无不具有自己的缺陷,有些缺陷是明知如此但又无能为力。《赛珍珠评论集》现在碰上的就是这种情况。它的编者原拟将所辑佚的作品无论褒贬依例刊行。可是,障碍在于,有的作者不让收入自己的旧作。这当然都是1949年以后的骂派文字。从书的角度来说,它就有失其全了。这是编者的遗憾,也是我作为读者的遗憾。编者宅心仁厚,对此“表示理解”。可是我不理解的是,不让收入也就算了,何必一味推诿。比如,一位“著名的学者”在电话中说“这篇批判文章,你们千祈不能收,不能收!那是被当时某某部逼迫写的,是违心之作”。果真如此?既是逼迫,何必骂得那么动情。明明是个打棍子的人,到头来反成了受害者——这也是中国的真相一种。如果此公不是推诿,而是懂得点忏悔,也不至于让人反感如是。是的,是应该忏悔,不独那位学者,甚至包括我们,因为是我们欠了她的。这位具有“中国情怀”的美国女性,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呢?70年代中美关系欲解冻时,赛珍珠申请重返中国故乡,竟然遭到拒绝。不久,她即长辞人世。
  是我们欠了她的,而且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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