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是一个有着复杂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她生于美国，却在中同生活了近40年；她是l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在美国文学史上却始终是个边缘人物；她身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教士的女儿，本人也在教会中担任过教职，却倡导宗教宽容…… 她一生都生活在各种矛盾、各种争议的漩涡中，她那些复杂甚至看来相互矛盾的思想使她得不到各方人士的理解、成为精神领域中的漂泊者。不过，在当今这个强调宗教对话、文化沟通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她所强调的多元文化彼此共存共处、不同宗教相互宽容沟通的主张，现在看来都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重新审视她的思想轨迹，对今天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依然极具现实意义。
中西交融的文化背景
赛珍珠宗教思想的形成与其父母的经历密不可分。赛氏父母是美国南长老会海外传教士，1880年来华传教。其父是恪尽职守的传教士，他为自己取中文名为赛兆祥，坚信基督教为惟一宗教，惟有信奉基督教才能得救。他是一个对传教事业有着异常热情和执著追求的工作狂，一生都在不倦地用晦涩费解的语言宣讲《圣经》教条，劝说中国民众皈依基督，尽管收效甚微却从未动摇退却。世间惟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他的传教事业，为了出版自己翻译的中译本《新约》，他甚至想过不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以节省花费。对传教的热情使他忽略了对家庭的责任，初到中国时，为了工作全家多次迁居，辗转于江浙一带，居无定所。因得不到及时和有效地医治，他的7个孩子有4个死于瘟疫或疾病。对教民满腔热情的他在家中却严肃冷峻，寡言少语，家庭气氛沉闷。这些生活经历对赛珍珠影响很大，她因而对父亲心怀不满，随着阅历的增加，进而对父亲终身为之奋斗不懈的传教工作深表怀疑。
赛珍珠从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4岁时她就能够用中英两种语言唱颂《基督爱我》。童年时代的她一直处于两个世界中，即“父母的小而干净的长老会式的美国世界和不那么整洁却充满欢爱的中国大世界。”这种环境让赛珍珠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到中国的普通大众和中国文化，能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比较，而不像一般传教士那样出于傲慢而对中国文化不屑一顾，仅凭浮表的印象和偏见行事。赛珍珠对这些传教土没什么好感，她用“思想狭隘、傲慢无礼、对人冷漠、缺乏同情心、愚昧无知、歧视外族”等词汇来描述他们。
双重文化背景对赛珍珠文化立场和宗教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她不再接受基督教为惟一宗教的观念，而主张不同民族、不同国别的宗教相容共存、彼此平等。由于她更重视宗教对社会和人民的直接影响，这使她的宗教观念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和世俗化倾向。
倡导宗教宽容
形成赛珍珠多元化宗教观念的因素首先来源于她成长经历中的第一块精神园地——父母所属的美国长老会世界。这个世界既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基督教浓郁的氛围之中，使基督教在她的生活和写作中打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但同时，新教内部宗派林立，门户之见很深，部分传教士对受教国国民的轻蔑态度使她对基督教的惟一性和海外传教活动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他们(传教士)把自己同中国社会隔离开来，既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甚至不会中国话。”在这种无知的傲慢造成的错觉中，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的使者。他们的狭隘与无知不仅让赛珍珠反感，甚至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愧。
形成赛珍珠多元宗教观的另一个因素则来自于“中国大世界”。从这个世界中，赛珍珠很早就了解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有出自本土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有引自印度并早已和本民族文化相融的佛教。她看到过很多很好的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没有皈依基督教，却已经是好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孩子，我猜想孔夫子和我们听说的天堂里的上帝一样，是圣父。供满神像的庙宇我见得多了，当中我尤爱大慈大悲的观音，她容颜端秀，风度优雅，面目慈祥，内心善良，对所有女性都充满仁爱…”赛珍珠的这种立场当然与她的美国南长老会域外传道委员会委派教师的身份不相符合。1932年１１月，她又在一次演讲中立场鲜明地提出“海外传教活动没有必要”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1933年春，她辞去了传教士职务。
多元宗教观在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赛珍珠谈到当听众对赛兆祥的布道感到不耐烦，纷纷离席而去时，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出于对这个苦口婆心的传教士的同情，劝大伙儿别惹这位好心的洋人生气，说他来中国传道，是为了将来能到天堂里享福，大家要帮帮他。这种反客为主的心理，反映了传道工作目的和效果的悖谬。在《分家》中她通过美国姑娘玛丽的嘴批评父母试图把自己对基督的信仰强加于人的做法．鼓励中国留学生王源寻找适合自己的、真正信奉的信仰。在《群芳亭》中，她借安德鲁修士的口否定了夏小姐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宗教的思想，代之以“天下一家”的宗教观。安德鲁“不排斥和尚”，“不在任何地方禁止给人带来安慰的任何人”，他“没有一成不变的祷告方式”，他宣称，上帝“在我们的四周，他在空气里和水里，在生与死里，在人类之中。”这位被尼克松总统誉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座人桥”的女性，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强烈感到自已是“异乡人”：在中国，她是个外国传教士、一个洋人。在美国人眼里，她是一个不了解美国文化的美国人。无论在哪里她都受到排斥，无法找到认同感，尝尽了孤独的滋味。她更渴望人们抛弃狭隘自私的偏见，倡导宗教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