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美国作家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仪式上发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讲，其中有一段关于佛教典籍的文字。原文如下：
The preface of Fah Shu Ching，one of the most famous of Buddhist books，says，“When giving the words of gods，these words should be given forth simply.”This m
ight be taken as the sole literary creed of the Chinese novelist，towhom，indeed，gods were men and men were gods.《大地》（漓江出版社）译者王逢振先生翻译为：
著名的佛教著作《梵书》的前言写道：“传布神的话时，要说得简明易懂。”这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小说家的唯一文学信条，实际上，对中国小说家来说，神即是人，人即是神。（见刘龙等编著《赛珍珠——写中国题材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页119，黄山书社，1993）
笔者孔见：佛教经典中应无叫《梵书》的著作，因为“梵”本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之概念。而《梵书》之梵语名称是Brahmanas，译为《婆罗门书》。“FahShuChing”当是赛珍珠根据中文佛经名再音译为英文的。对照威妥码拼音，汉传佛教的重要经典也似乎没有一部名叫“法书经”的。“ShuChing”却是《书经》（《尚书》）的英文旧译。“FahShuChing”是否为赛珍珠记错（如《法华经》）？还是当时实有其“经”？颇有疑问。
笔者曾多方请教各方学人未果。顷阅《茗山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茗老多次提及时原始佛教的代表经典《法句经》，让我顿时联想到与之音相近的“Fah Shu Ching”。（汉字“句”在威妥码拼音中一般记作“chu”如地名“句容”为“Chüjung”）
保存在《出三藏记集》卷七的《法句经序》为支谦所作：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近质直。仆初嫌其为词不雅。唯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或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
译者之一支谦在文中说要将维祇难从天竺带来的经文译为汉文，中间还要有个竺将炎将“天竺语”转译，他说，《法句经》译出后，他有“为辞不雅”之感，但主译唯祗难也许出于护教之心，也许出于护友之义，他马上征引佛祖的话（“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指出译经文字不必用“饰”，一切当以“义”为主；传经者的任务在于使文辞“易晓”，万勿失去经义才是正当。这番话马上引起座中人的共鸣，有人提出老子、孔子的主张来加以附和。这一段不但记载了1700多年前支、维的这场“文质之争”，而且道出了译者之所以采用直译的根源之所在，可谓是中国文论史、翻译史上的重要一幕。无怪得到从小就读过佛教经典，精通创作、翻译之道的赛珍珠的“特别”重视，将这句名言发表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讲堂。
《法句经》是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之一。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与支谦译《法句经》的形式相似，内容有2／3相同，可能是《法句经》的一种别传异译。此后，佛经翻译家又多次以不同形式对不同传本的《法句经》进行翻译，可见其在中国佛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法句经》是世界知名的佛教（学）经典，自从1885年由丹麦人福斯倍尔刊行了拉丁文对译的巴利文原本以后，先后有英、法、德、俄、意等各种译本：日本有三种合译本，而且还刊印了巴利文、汉文对照本及南北对照的英译合译本。法国人莱维所著《佛经原始诵读》中亦收入了《法句经》。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早期佛典。
作为一种翻译的文体，佛经本身不可能像那些起初本以汉字构成的那些道教文献那样宣称文字上的神秘性。就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其义，是则为善”，故“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因为本来佛教经典的语言就是外来的嘛！用唯祗难的说法，乃是“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换言之，其中含有译者视经典为优越或神圣语言的崇拜因素。
钱锺书《管锥编》亦提此序，指出其中早已包含严复的“信、达、雅”三字，他说“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全三国文卷七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01页），足见序言的价值和影响。
综上，笔者将赛珍珠《中国小说》演讲中的一段文字还原如下：最著名的佛教经典之一《法句经》的序言中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其传经者，令易晓。”这句佛家圣训对赛珍珠终生从事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有着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