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作为“他者”的认知与想象，往往具有某种原型性，它是超越历史的意义源头。人们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局部改变或偏离它，但又总是不断地回复到那个原型。凯塞林伯爵描述的那个中国形象，恰好表现出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原型。他在中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中国，但他与许多西方人一样，并不关注中国的革命甚至否定这场革命。正像科林斯所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事，清朝灭亡，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始终是以进步文明为旗帜的，但当中国爆发一种基本上体现西方现代文明价值的革命时，西方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冷漠与怀疑。像《苦难中的中国》那类的著作，在西方世界没有一本引起过广泛关注。在西方，中国的历史远没有有关中国的虚构更重要。因为在虚构中他们看到的中国恰好反映他们想象的中国原型。许多人在写中国的变革或革命，但没有一部这样的书像义和团故事或《大地》那样热销。《大地》写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但作家倾向的、读者关注的，恰好是那个“传统中国”，那个在黄土与墓碑间延伸的中国。一个表现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的那个中国。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文本，只有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时，才能够被普遍接受并发挥其影响。
异域形象的意义在于从异域形象中观照到本土自我。如果不能证明那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原型，再大的苦难与动荡，对于西方文化的关怀来说，都过于遥远。文本必须按照那个原型塑造中国形象，否则西方文化则无法接受，或者说无法按照西方的异域形象符码解读。那么多写实的作品一闪而过，被埋没了。脱颖而出的倒是一部关于中国的虚构小说。阿本德的《苦难中的中国》，充满严酷的事实与议论，似乎并没有在美国公众间引起什么反应，当时也还有多种同类的书，同样无声无息。《苦难中的中国》出版一年以后，一位在华传教士的女儿，出版了她的小说《大地》。《大地》描写了一个“诗意的”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想象中诗意的中国，土地，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大地》以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凯瑟林体会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原型，《大地》再现了这个原型也塑造了这个原型，小说轰动一时，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评论这部书的著名作者时说：“13世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就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
《大地》是凯瑟林伯爵描述的那种中国原型的“小说版本”。主人公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是真正执着于土地的中国农民。贫困与饥荒曾使王龙逃离故土去城市出卖苦力，而意外获得的财富又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故土。小说试图描绘出中国农民生活中质朴的诗意：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这是初夏时节，她的脸上不久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她仍旧穿着衣服，尽管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就象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土地令他们拥有了家庭，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成了他们的上帝。土地中有财富与秘密，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翻转。有时他们会在土地中找到一块砖头，发现一段木头。这并不稀奇。有时土地里会出现已被埋葬的尸体，已逝的家园。或许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轮回。他们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劳动——一起——在土地上创造成果——无须任何言语。
当阳光渐渐从他背上褪色，照射到他女人的身上。她的脸上湿漉漉的，粘上了泥土。她的肤色就象泥土的色彩一样。她的湿湿的、暗色的衣服紧粘着她方方的身子。她慢慢地抚平衣服上最后一个褶皱。然后用最为普通的语气说道，走吧，我要去照看小孩子了。她平静的话语回荡在寂静夜晚的空气中。”
土地给了他生活也给了他自由，因为自由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全家人不愁吃穿地生活在祖先的家园。在与妻子阿兰的共同的努力下，王龙家道中兴，变成了殷富的地主。他有三个儿子，还娶了一房妾。当他听说儿子们想变卖土地从商时，他说：“一卖土地，家就完了……我们生从土地中来，死又回到土地中去——你有土地就有生计，谁也不能夺走你的土地……”
《大地》是赛珍珠小说三部曲《土地之屋》（House of Earth，1935）的第一部。第二部《儿子们》（Sons）（1932）写王龙夫妇的三个儿子，王老大在家务农，王老二经商并成为富商，王老三纠集起一支地方武装成为一个小军阀。王老三的儿子王元此时也长大了，后者成为第三部《分家》（A House Diveded，1935）的主人公。革命与西方城市的诱惑，已使王元不可能像他爷爷那一代人一样守住自己的故土，在土地中争取幸福与自由。他也不想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个小军阀，他摇摆于暴力革命的血腥混乱与城市生活的纸醉金迷之间，当他最后决定像他爷爷那样守住土地生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家乡的佃农与土匪联合暴动，田园不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