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支持中国抗日，赛珍珠积极充当中国抗战的宣传员，募集医疗、救护专款。为唤起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她创作了许多反映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感人故事。她希望美国人能慷慨解囊，从物质上来援助中国。她还为中国办起了两个急救训练学校，帮助中国培训战地医生。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这时，赛珍珠出版了她的小说《龙子》，小说歌颂中国普通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抵抗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勇气，同时小说也描述了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新中国的关切者
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立即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认为中国危险是我们的错觉》的文章。她对新中国的成立虽没表现出欢欣鼓舞的姿态，但她在文章里试图打消人们怀有的“共产党都是恶人”的观念。⑦仅这点也就够了，因为美国那时的反共气氛日趋严重。赛珍珠在美国的商切尔学院作了一次报告。她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美国应学会和新的中国政府相处。如果美国继续支助蒋介石，只能是让更多的钱打水漂。由此可以看出，赛珍珠对刚成立的新中国是认可的、接受的。而且她还告诫美国政府说：反共运动只能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朝鲜战争爆发后，赛珍珠对此事谈论的很少。当美军在朝鲜半岛进一步的推进，激起中国政府抗美援朝的热情时，赛珍珠告诉一位日本记者说：中国的举动是正当的。她抨击美国领导人处理朝鲜问题“像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那样幼稚”。她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成熟。为了反对美国介入的战争，她在坦谱尔大学的报告中说：“如果政府要带走我的孩子去参军，那就从我断了气的尸体上踏过去。”⑧这明确表示出她对朝鲜战争的反对。
一方面赛珍珠努力缓和美国的反共立场，一方面她又不自觉地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感。她创作的小说《北京来信》，表现一个有着中美混合血统的美国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的政治迫害。尽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可能会有的。但文章的主题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思潮是相背的，所以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批判。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新政权，开展了“三反”、“ 五反”运动。一些为旧政权服务过的人、有海外关系的人都受到了盘查和冲击。这是个历史事实，其中形成冤假错案也有一部分。但当时这篇小说的发表是不合适宜的。尽管现在看起来，这篇小说对中国当时情形的描述有一定的现实性。赛珍珠在《洛沙机时报》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北京来信》这部作品简单、粗暴的批评后，她心里的复杂感受是难于言表的。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觉得我比任何人做的都多，我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和热爱中国人民，尽管我们目前和中国大陆互不往来，美国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人民的。”⑨
60年代下半叶，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的蔓延，美国开始了对越南国内事务的干涉，从而引起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赛珍珠是公开反对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她认为美国卷入那场战争是缺乏理智的。同时她呼吁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种互相容纳的机制，她认为如果继续对共产主义进行冷战，势必会影响美国亚洲政策的正常发展。
赛珍珠在晚年出版了《梁太太的三个女儿》。该小说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反映。不过有些地方有意渲染、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中国政府认为这本书渗透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尽管十一届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否定性的结论。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是曲折发展的里程，我们既要看到它曲折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发展的一面。赛珍珠没做到这一点。她作为一个旁观者，只是看到中国当时“正在失去政治和道德的平衡，正在陷入野蛮的混乱状态”。⑩赛珍珠对中国出现的极左路线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从另一面表现出她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忠诚。
在中美两国关系趋于缓和的时候，赛珍珠迫切想回到中国来。她接二连三地给中国领导人发电报，希望能弄到一份签证。但最后收到的只是一份简要的拒签信函。拒签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她的小说里“渗透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袖的攻击”。赛珍珠始终感到迷惑，她通过创作使漠视甚至敌视中国的西方人，转而同情并认可中国人民的理想及事业，她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选择。她觉得自己应该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觉得中国对她的拒绝是不公正的。
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她对中国五六十年代极左路线的揭露及抨击，当时的人们是难以接受的。不过现在思想解放了，现在再回头看看过去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偏激作法，也许将会发现赛珍珠的描述是客观真实的。也许会觉得她不是出于歪曲、中伤和诽谤的目的来抨击中国人民，而且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忠诚，才如此真实地写出中国普通百姓所经受的各种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