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畴与墓碑间铺展的田园中国，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中，具有某种代表性。首先是一种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形象，一个由庞大的农民人口组成的内陆农业帝国，黄种人、黄土、祖先崇拜、安土重迁、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时间消失在空间中就像短暂的生活消失在永恒的墓碑间……3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诗化所谓传统乡土中国的倾向，代表作就是赛珍珠的《大地》。30年代西方出现了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 “中国潮”，中心在美国。参与构筑美好的中国形象的文本，从文学铺展到各类新闻报道、学术著作，但在虚构这一点上，它们都还是“文学”。《大地》塑造的代表中国形象的人物是一对中国农民夫妇--王龙与阿兰，《时代》杂志塑造的代表中国形象的则是一对领袖夫妇--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这里真实与虚构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她”可以******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基督教与民主，变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国家与人民，这证明美国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中国处在苦难中，又不断努力，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又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尊严，让美国在弱者的身影中感受自身的伟岸与高尚。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是西方人文化自恋的影子。 30年代英国批评家瑞恰慈（I. A. Richards）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对他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一
“我选择了一个最不幸的时节来到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革命。”
赫尔曼·凯塞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说。他是爱沙尼亚地主，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不相信一场充满暴力与混乱的革命可以谋得人与社会的幸福文明，他更不相信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是“一片永恒和平与秩序的土地”。从广州到青岛，他试图寻找那个礼貌、平和、秩序、深厚的孔夫子的中国，但直到他深入华北腹地，看到绵延无尽的田野村落与朴实勤劳、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中国。那种不同于西方华丽浪漫的东方主义想象中的中国的另一个“真正的中国”，体现着广阔的亚洲内陆的、根植于土地自然中的博大深厚精神。它不像日本的轻盈、印度的神秘，更像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俄罗斯乡土的浑厚精粹。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随着旅行深入中国内陆，映入眼帘的乡村景色感动着我，而且我从未被如此深刻地感动过。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都经过精耕细作，梯田盘旋到山顶，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山坡上的田埂犹如精美的石阶。黄土筑成的村舍，围着黄土筑成的墙，与黄土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切都是浑然而自然的。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熟练、细心、全神贯注。正是这些农民，赋予这片广阔的平原以生机。他们身上的蓝袄，与田野里的绿苗、浅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共同构成中国的风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黄皮肤的农民在这里生息劳作，这片广阔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它像一片无边广阔的墓场，没有哪块土地上没有坟丘，耕犁在星缀的墓碑间蜿蜒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划破土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农村像这里一样执着于土地并与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无数代人生生死死，都寸步不离故土。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是土地的孩子，永远也离不开土地。不管人口如何增长，他们还紧守着脚下的那片故土，依靠勤劳从贫瘠的自然中攫取生命。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他们抱着孩童式的信念，相信死后葬在泥土中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生命将再次开始，直到永恒。中国农民像史前的希腊人那样相信死后的生命。土地滋养着他们的祖先的精神，报答他们的勤劳、惩罚他们的懒惰。故土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纪念；他们不可能背离故土就像他们不可能背离自己；因为他是土地的一部分。”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一位有学识有同情心的欧洲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中国。凯塞林伯爵在此引述老子的话，说明他在黄土地中体悟到的中国精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