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曾经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作题材，赛珍珠是不可能有当时的巨大成就的。这话未免有失偏颇。但赛珍珠自己却十分坦承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对自己决定性的影响。她在瑞典文学院授奖仪式上曾动情地说：“我考虑今天要讲些什么时，觉得不讲中国就是错误。这完全是真实的，因为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美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国家并仍住在那里，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的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她极力推崇中国古典小说的光辉成就，认为“中国有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的伟大小说，有可以和任何伟大作家所能写出的作品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她尤其推崇《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赞扬它们是“大众文学完美的纪念碑”，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并“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她通过各种演讲、评论、文章、书信，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小说的起源、发展、成就和理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以及中国小说中一些优秀的经典作品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金瓶梅》、《白蛇传》、《太平广记》、《会真记》、《野叟曝言》等。对其特别赞赏的《水浒传》，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亲自将它译成英文以供西方读者欣赏。并曾屡屡到北京图书馆查寻、准备资料，企图翻译中国另一文学奇书《红楼梦》，虽终因“诗词太多太难”而未能如愿，然她为中国古典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向西方世界传播介绍所作的重大贡献，已然彪炳于史，不可磨灭。
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推崇备至，赞不绝口，却对与她同时代的中国现代小说颇有微词，将其贬为“杂牌产品”，批评它们“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失却了自己国家传统的文化财富。但赛珍珠对与她几乎也是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十分尊重，赞扬鲁迅是“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积极向西方人民推介。她曾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斯诺先生写的文章《鲁迅－－白话大师》，并刊登了鲁迅先生的《药》、《风筝》等小说的译作。她有关中国小说发展过程的论述则有不少观点和资料都来自鲁迅先生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明显地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
其实，赛珍珠不满的是当时弥漫中国文坛的那些摹仿西洋作风甚至全盘西化的病态的文学作品。她对那些“吸收了西方文化”，又能“把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人民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是喜爱与肯定的，并向西方世界予以积极的评价和热情的介绍，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王莹、林语堂、徐志摩、梅兰芳、晏阳初、胡适等。有些中国现代作家还曾得到过赛珍珠的关心和帮助。譬如老舍先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寓居美国期间，就曾得到赛珍珠许多热情的帮助。当时老舍先生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讲学访问，赛珍珠将他向美国文艺界介绍，称老舍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将他比作“中国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认为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一部能代表中国文学的作品。她帮助老舍先生延长了在美国的签证，为其物色著作出版代理人，并为维护老舍先生正当的作家权益做了不少工作，为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长篇小说在美国的翻译、出版、发行提供了良好的业务条件。老舍先生后来曾由衷地说道，赛珍珠是好人，是朋友，当年在人生地疏的异国他乡里，最能理解他的，待他最热情的，给他鼓励最多的，提供帮助最力的，非赛珍珠莫属。中国著名艺术家王莹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也曾得到赛珍珠许多宝贵的帮助和保护。王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成为中国颇有名气的电影、戏剧演员和歌唱演员。一九四二年她赴美留学，经人介绍与赛珍珠认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建立了亲密友谊。赛珍珠赞扬王莹是“中国的海伦赫斯”，“中国爱国女明星”。当时，华盛顿正在筹组“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进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传活动，王莹当选为中国代表，赛珍珠亲自为她翻译、修改和润色她所有的演说词和演唱歌曲。在赛珍珠的积极活动与精心安排下，王莹还曾进入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及美国政府官员演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赛珍珠亲自担任演出的主持人和报幕人。赛珍珠还聘请王莹为“东方与西方协会”理事、戏剧部主任兼中国剧团筹备负责人。在王莹率领中国剧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时，赛珍珠也经常随团招待观众，为争取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发挥很大影响。一九五二年美国通过麦卡锡法案，王莹夫妇遭移民局逮捕，赛珍珠竭尽全力进行营救，终于使王莹夫妇以及和她们一起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囚禁的一些中国青少年平安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