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不是。9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时，正赶上汤亭亭在那里做报告。当时给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她很精彩的报告，而是香港学生的提问，那些年轻人跟我的看法挺接近。好些学生恳求她不要把中国人写得那么丑陋。她回答说，她是美国人，她只能这么写，正面的形象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来写。这话似乎很有道理。本来她并不了解中国或中国文化，我们不应该要求太高。我还问过一位加拿大华裔作家这个问题。她倒是很坦率，告诉我，这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你的作品要进入主流社会，在最初的时候，不得不这么写。我听了倒也释然，要扬名先迎合社会的需要，这无可非议。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即便在成名以后还是一成不变？我看《典型的美国人》时总觉得中国人不见得如此幼稚可卑。当然作者是用讽刺的口吻和幽默的手法。但我老担心她让像我这样不懂得幽默的读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不是有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呕心沥血就是为了一张绿卡吗？我有时很担心，这些华裔作家有没有可能在用文学形式证实西方人对华人错误看法，延续了他们的对华人的歧视？然而，华裔作家和研究华裔或亚裔文学的学者又都义正词严地批评美国的大众文化，甚至主流作家的作品里把东方人塑造成反面形象。《典型的美国人》的作者任碧莲1991年8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里说，“多年来，亚洲人成为白人作家自由表现他们的恐惧和欲望的形式。无须赘言，这 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情形只有在一个民族的形象被盗用而又无力反对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还有一位韩裔学者金惠兰则在《陈查礼死了：当代亚裔美国文学选读》的前言里指出，“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在官方和大众文学文化中不懈地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刻画把亚裔美国人始终表现为怪诞可笑的外来的他者……”这些话都非常有道理。金教授还在另外一本书《亚裔美国文学》里具体点了布莱特·哈特、杰克·伦敦、约翰·斯坦贝克、弗兰克·诺里斯等美国主流作家的名字，批评他们没有正确塑造亚裔美国人的形象。她举了许多那些作家作品中的例子来证明她的观点。可惜的是，惟独斯坦贝克，她没有提供任何具体例证。
二、斯坦贝克笔下的华人
我正好刚看了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里面有一个华人。但我并不觉得斯坦贝克把他塑造成反面或怪诞可笑的人物。当然，李是个佣人，留着辫子，讲洋泾浜英语，还有点迷信。这符合金教授等批评的美国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但他跟《红楼梦》里的焦大或《飘》里的黑妈妈并不完全一样。斯坦贝克把他塑造成小说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后来成了特拉斯克家庭的支柱，不仅帮助亚当摆脱痛苦，而且担当起培养和教育亚当两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尤其是卡尔确实把他当父亲看待，有问题不是找亚当而是找李来商量。小说结尾处是他说服垂死的亚当原谅了卡尔，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小说中还有另外一幕很感人，李对卡尔的女朋友说，他觉得她像是他的女儿，而那女孩子回答说，我也希望你是我的父亲。一个白人女孩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却真心尊敬并喜欢这个华人，这应该说是斯坦贝克有意安排的。斯坦贝克还通过李描绘了从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的困境。李其实受过教育，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但最初他用洋泾浜英语跟亚当的另一个精神导师撒姆耳对话。后来撒姆耳问他为什么不讲正确的英语，他反问说，这不是你们期待一个佣人说的英语吗？短短一句话说出华人所受的歧视和偏见。 李想要有自己的书店和家庭，但他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他说，这是因为在白人眼里，他是个华人，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而在华人眼里，他又不像自己人更像“洋鬼子”。这种在两种文化中无所适从的心情恐怕比汤亭亭《女勇士》那女孩想抛弃一种文化来选择自己的身份更为真实。这恐怕也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感受，他们无根无基，既回不了自己的家乡故土又不能认同或不被现实生活中的国家社会所接受。最为重要的是，李对《伊甸园之东》的中心主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坦贝克在这本小说里利用《圣经》中该隐弑弟亚伯的故事来探讨善恶问题。他自己在谈到小说的主题时说，“所有的小说、所有的诗歌都建立在我们内心中善与恶的永不停息的斗争基础上。”但他不赞成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说法。他通过李提供对《圣经》中上帝的一句话的新的解释，说明人可以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从恶还是从善。这是全书最关键的部分，而解决问题的却是一个华人。斯坦贝克详细描写李如何跟唐人街一群华人学者认真学习希伯来文，钻研希伯来文的《圣经》原著，发现翻译中的错误等等。这恐怕不能说是从殖民主义观点出发把李写成一个模范华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小说出版的1952年正是朝鲜战争中美交战对抗的时期，我们可能更得佩服斯坦贝克把一个华人塑造为正面的重要人物的勇气，尽管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我觉得，斯坦贝克塑造李这个华人形象是有他的深意的。小说中有两个重要人物都是移民。一个是李，另一个是爱尔兰移民撒姆耳。19世纪时爱尔兰移民对华人并不友善。当时的美国白人发现华人更勤劳，工资也更低，喜欢雇佣华人。爱尔兰移民用他们也是白人，跟美国人是同一种族的说法打击华人。这种看法至今仍在起作用。斯坦贝克让这两个人成为好朋友，彼此都是智者，都富有爱心，恐怕是有针对意义的，说明斯坦贝克很希望各种族能够和谐相处。
更有意思的是，我看到1952年《伊甸园之东》刚出版时评论家对李的看法。如今已是大学者的马克·硕罗认为撒姆耳和李都“口才极好、富有说服力”，是小说中“性格描写最为感人的人物”(1952年9月22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另一位却充分暴露他对华人的歧视。他说，“撒姆耳是文学中罕见的人物，既非常善良又是个可信的、讨人喜欢的、聪明的人。而那个华人厨子李同样聪明同样有意思但从人性来看却并不那么可信。”(1952年9月19日《纽约时报》)这后一种看法看来反映了美国人对华人的偏见，但也似乎多少证明斯坦贝克对华人的看法还是相当友好的。
我不想为斯坦贝克做辩护，因为我毕竟没有看过他的全部作品。我也不是说美国作家都用正确的观点描写华人。但我认为具体问题应该做具体分析。如果一位美国作家出自对华人的同情描写华人，即便塑造得不够完美，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和批评，因为这样的人毕竟为数不多。我对东方主义等理论没有研究。但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美国作家和华裔作家似乎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总之，如何看待美国华裔作家和美国主流作家小说中的华人这个问题应该有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比较研究华裔作家和美国作家笔下的华人可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国内研究华裔作家的专家学者很多，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