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受奖演说时说：“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只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０页），她谦虚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通俗小说家，甚至称自己就是“说书艺人”。
赛珍珠专门研究过讲史与小说的关系，她的论文《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到了宋代，故事的篇幅大大增加，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使用了印刷。据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做，皇帝宋仁宗就命令大臣们给他讲以前的故事。故事越来越长，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最后，就有了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篇幅，然而，这些故事除了开始分章分回以外，实际上只是长篇故事而非长篇小说。”（张丹丽译，载《镇江师专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赛珍珠本人小时候和中国小孩一样，她回忆“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他们在乡村道边走边敲小锣，到了晚上，就在乡村中打谷场说书。一些江湖戏班也常到村里来，在大庙前找个地方唱戏。这些艺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２６页）这对她日后继承中国说书人的传统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有裨益，正如她自己所说“由于儿童读物的匮乏，小小年纪的我只好读成年人的书，结果是，我，我还远远不到十岁，就已决定当一名小说家了”。（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０页）
说到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一方面她家里“厨师给大家讲他从书本上读到的历史故事，他读过《三国》《水浒》，还有《红楼梦》，他屋子里还放有其他一些书”（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８页）；另一方面与清末民初镇江发达的说书业有关。这里介绍一下扬州评话和镇江的说书。
“扬州评话镇江说”
扬州评话源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称：“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镇江（古名京口、润州）、扬州（古名维扬、广陵）一水相隔，登临镇江北固山可以“夜深灯火见扬州”，而扬州平山堂“江南诸山来与此堂平”之意，在蜀岗“隔江山色近在几案”，镇江话与扬州话也颇近，清初以来，扬州评话风靡镇江城（除镇、扬两府城外，扬州说书艺人常去运河线上清江浦、淮安、高邮、邵伯４个大站）内外，甚至不逊于发源地扬州。清末镇江山巷有支巷“书场巷”地名，开书场的是回族商人童某，后来镇江书社联合会、书场业同业公会的负责人完恩正也是回民，可见镇江书场之盛，故有“扬州评话镇江说”的说法。据地方文史学者孙金振（１９２２～１９９１）根据其前辈吕发荃的回忆整理：清末镇江有书场３６家，民国初年为１８家，北伐前后只剩８家。（《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４３页）初版于１９２２年的《镇江指南》说：“镇埠书场，城内外不下数十处，多数都破桌断凳，污秽不堪，只陶家门、吉康里等处略为修整，听者多中下流人物，其所说之书，大书以西汉、三国、水浒等为重，弦词以珍珠塔、双珠凤等为重，说书者多维扬籍。”（朱瑾如、童西蘋编，镇江指南社，１９３１年，第６～７页）
露天书场说淮书
在美国出版赛珍珠的传记里，有一幅“说书艺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说明，“赛珍珠从小在镇江就爱听说书，得诺贝尔奖时亦称自己是个‘说书艺人’”，但照片上的形式是“露天书场”，背景为城墙垛，表演者为留着辫子、持鼓的民间艺人，一点不像扬州评话演员。据吕发荃回忆：当时镇江“露天书场有两处，一处在黑桥，另一处在五十三坡下面，露天书场唱锣鼓书，又名说淮书”。（《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４３页）
《镇江指南》专门提到“露天书场一种，在黑桥、邹家巷、江边等处，所以者为打鼓书，狂哼乱叫，类皆齐东野语，而其魔力则甚大。每日午后，蠢男俗女，围座而听者，每处总有数十人，较之通俗演讲时，有过之无不及”。作为镇江本地文人，他们对江北移民文化休闲活动的记述，明显带有调侃甚至歧视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