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三代以来生活在镇江，我发现，上文的两处书场（黑桥、五十三坡），都与赛家在镇江的两处住所（五十三坡书场紧邻就是当时英美领事馆，今镇江博物馆）靠得很近，尤其是黑桥附近的露天书场，印证刘龙先生对赛珍珠回忆“打谷场上听敲铜锣的说书艺人讲故事是终生难忘的趣事”的考证（打谷场在其旧居不远处，见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第２３２页，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周边居民中也多“两淮”逃荒来的移民，特别是１９０５年淮河水灾，灾民顺运河到镇江，麇集在宝盖山、云台山、镇屏山一带（津沪铁路修建宝盖山隧道时，曾以工代赈，招募了许多苏北逃难人员），因此镇江的苏北人口比例骤增，他们的文化娱乐主要是看淮剧、听淮书。
地道的镇江人、扬州人自恃文化品位“高于”清淮一带（即指清江、淮安，现在淮安市的４区范围），不听淮书的，认为有失身份笔者认为，揆其原因有移民原因、经济原因，如清初以来扬州人口多为徽州移民；也有灾害原因，明朝中叶，黄河决口，水入淮河，决高家堰，哀鸿遍野，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笔者幼年就听爱听扬州评话的祖父带有歧视性地说那些淮安人说的“小书”、“下三流书”，说这些书是说给“苏北扛大包”或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的，他们甚至侮辱淮安等地的苏北为“淮刁”和“下河貉子”。这里举个例子：在上海务工的扬州理发师周殿元追述“１９４９年以前，我们到太原坊去听扬剧，听众全是扬州人，特别是理发师。但我们从不去听淮剧”，从文化活动反映了扬州人的地方主义。（〔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１８５０～１９８０》，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９页），和上述镇、扬人不听“淮书”同出一辙。
道光间邗上蒙人《风月梦》（胡适在《扬州的小曲》说“此书写扬州妓女生活，颇能写实，可以考见乱前的扬州的风俗”）第二回：“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玩。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清末汪有泰的扬州竹枝词说“把戏淮书杂色多”。民初孔剑秋有竹枝词：“一段淮书唱不休，盲词瞎语诌春秋。儿童爱听无稽语，拍马无端闯上楼。”直接将淮书鼓词等同于“瞽词”——瞎说。可见扬州文人对说淮书描述的态度也不好，他们觉得淮书是一种戏谑、荒诞、恣肆的“据地为场，敲锣击鼓，信口雌黄，大抵无稽之言居多，听者士大夫无一焉”的下乘说书技艺。（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广陵书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９页）
淮书艺术在各地
淮书是民间曲艺品种，却不见于辞书以及《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协上海分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淮书”与苏州评弹、扬州评话一样，是一种说书艺术，流行于晚清、民国。生于扬州的镇江籍陈汝衡教授在《说书小史》（中华书局）中说：“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名称是‘说淮书’，也是一种鼓词。”胡士莹在《宛春杂著》里谈及“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故称其技为“说淮书”。淮书在近代知名度不算低，据扬州学者韦明铧研究：大约一百年前“无论在江淮，在江浙，甚至在四川，都常常可以看见那些敲着小锣小鼓，操着淮腔淮调说书卖唱的流浪艺人。这些艺人被称作说淮书的”。
安徽寿州李警众《破涕录》中写道：“盲翁负鼓，信口开河，名曰说淮书。其言荒诞不经，实有令人闻而失笑者”。作家阿英在《小说闲谈·杂考四题·说书篇》中对于淮书记载不同于扬州的描述：“……湖南的‘讲评’，在我们家乡也有，不过那是指在茶馆里说书而言。至于在大的书场上说书的人，一般的却叫做‘说淮书’，因为说书的人，大都是由淮河以北而来。说书的中心地点，是‘把戏场’一带。”阿英是安徽芜湖人，他描述的淮书是在接近淮安的芜湖一带流传的情况，可能是淮书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境况吧。今天淮书艺术已经消亡，虽在淮地，也罕为人知。
淮扬曲艺的影响
赛珍珠从童年开始，对评话、弹词、鼓词等口头文学兴趣很浓，她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终了说：“村屋里的说书的人，文人经过时他无需抬高他的嗓子。但若一群上山求神朝圣的穷人路过时，他一定要使劲把他的鼓敲响。”（刘龙：《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６页）这里的说书人倒像淮书艺人。赛珍珠对“淮书”应该有些模糊印象，可能与赛家在清江浦的短暂生活经历或镇江寓所附近很多的淮安、清江人士有关（直到现在，镇江城区务工人员中首推淮安人，近９０万人口的市区号称１０万“老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