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前的翻译理论，赛珍珠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foreignizing strategy，参见Baker 1998:240-244）,它明显不同于我们所熟悉并一惯提倡的“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strategy）。作为不同的策略，归化与异化只是相对而言，以对异国文学接受程度的改变、特定文化环境的改变、国内价值体系的改变而改变（Venuti 1995：272）。换言之，对归化与异化翻译方法的界定，只能参照译入语文化不断改变的价值体系（Venuti 1998: 243）。韦努蒂的上述主张揭示了两种翻译策略间的动态关系，不仅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也为不同翻译策略的并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译者要时刻面对种种选择，取舍的标准要看想达到怎样的交际目的，评价译文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达到了译者的翻译目的（Hatim and Mason 1990:15）。赛珍珠女士的初衷是把中国名著原原本本地介绍到西方，她希望保留中国古代语言特有的表达方式和行文习惯，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最便捷的翻译方法就是直译（比如她将“吃酒”照直译为“eat wine”；“搬东挪西”译为“moving…east or west”；“江湖好汉”译作“a good fellow of the rivers and lakes”）。她的译作深受英美读者欢迎，在今天互联网西方网上售书公司的推介书目中，我们仍能频频见到Pearl S. Buck的All Men Are Brothers的名字，这足以证明她的翻译策略是成功的。如今，以异化策略翻译而获得成功的译作越来越多。1978年，法国出版了达尔斯翻译的《水浒传》，译者直面差别，大胆直译，譬如将“张天师”译为“天之师”（Le Ma?tre Céleste Zhang），而不是归化为“道教之师”；将“天子”译为“天之子”（Le Fils du Ciel），而非归化为“皇帝”；由于译作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也得到译评家的肯定。（参见许钧1998：29）
Newmark强调：评论者应该从译者本人的角度看待译文，了解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尽力弄清楚译者为什么要那样译；许多情况下，一些在外人看来明显的“误译”其实是译者有意为之(1988:186-187)。
五、结语
在我国，“归化”翻译策略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译者所追求的，是“达意传神”与“得意忘形”，所反对的则是“翻译腔”和“异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从译者始终对异化翻译持排斥态度，他们低估读者的理解能力及接受能力，轻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开放性、可融性，上述“误译”说的传播蔓延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误译”说直接反映出当前翻译评论界亟待克服的两种不良倾向：盲目追随和主观臆断。笔者相信，批评赛珍珠“误译”的那些文作者，绝大多数是在根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翻译文本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盲目追随名人的论断，更懒得去研究赛珍珠的译本序言。若任由这种现象蔓延开去，不能不说是译界的悲哀。Wilss指出：“翻译评论者若想较为客观地评价译者，只能在熟知译者对其所译文本的态度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他必须了解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各种决策。翻译是一项脑力劳动，受多种因素制约，如果忽略译者本人，而仅仅从语言层面研究不可能做到全面（1982: 221；226）。愿译界的朋友引以为鉴。
参考文献：
[1]保罗·多伊尔. 赛珍珠[M]. 张晓胜等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
[2]龚放、王运来、袁李来等. 南大逸事[C].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0.
[3]郭英剑. 赛珍珠评论集[C].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4]柯平.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5]李国南. 汉语比喻在西方的可接受度[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6, (3): 4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