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家不远处，有一眼山泉。泉水从山顶上流出，晶莹剔透。这里的生水可以饮用，简直成了我们的高级饮料。”
儿时的赛珍珠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早上攀上她家屋后的山岭，采摘回来一大把鲜花，从不间断。她喜欢采摘紫萁和百合，但有一种黄色的百合她却从不采摘，因为听别人说这种百合花的花期只有一天，她心疼它生命的短暂。
为了让赛珍珠接受更好的教育，1907年父母将她送到上海英国教会学校读高中，并在此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以至于到后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 1910年首次返回美国，就读于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当她头扎两条辫子出现在校园里时，她的言谈举止和打扮装束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好奇，大家几乎把她看成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同学们对她来自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惊讶态度常常令她反感，尽管她不久就把自己打扮得“至少表面上仿佛跟她们一样了”，但骨子里仍然自认为是镇江人。这是在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保留的赛珍珠的学籍卡中，籍贯一栏填写的是“中国镇江”。
1914年11月，赛珍珠的母亲卡洛琳病情恶化，她毅然放弃留校执教和攻读研究生的机会，返回了镇江。赛家在登云山上建的新居刚落成不久，这是一座具有东印度风格的殖民式建筑。这里离崇实女中很近，每天清晨赛珍珠都要从这条寂静的石子路步行到学校去，那时她同时在崇实女中、润州中学等3所学校执教。
尹珍珠，原名尹维贞，是赛珍珠的学生，她在回忆当年老师讲授英语课的情景时说：“她上课常常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叫我们用汉语讲一遍。第二天要我们用英语讲，再用英文写。我们可以用书上的单词、语法。这样，由短到长，由简到繁，逐步提高，大家学得饶有兴趣，成绩个个好。”更令她终生难忘的是，赛珍珠通过其父帮助尹维贞的胞妹改派南京工作，令她全家感激涕零，遂将“维贞”易名“珍珠”，以此表达对恩师感恩一世的心愿。
1917年赛珍珠与布克 (J. L. Buck) 结婚，成为布克夫人。布克是一位农学家，婚后她跟他到安徽南宿州乡下生活，在教会办的启秀女校任教。布克当时正在进行中国农民改良农作物品种的研究，他的中文程度较差，赛珍珠成了他******翻译。丈夫骑着自行车，赛珍珠坐轿子跟着他，跑遍安徽南宿州附近贫苦农村，敲开农家大门，教他们施用不同稻麦品种，记录生产结果。农民虽也怀疑这对年轻洋人的把戏，却大都采用了他的品种。
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来到南京，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他们一直居住在学校分配给他们的这幢单门独院的两层楼房里。布克创办了金大农业经济系，任系主任，教授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课程，因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等书而被视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教育学、英文等课。她既要备课、批改作用，又要参与社会工作，会见中外各界人士，还要修剪家中花园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乐乎。在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赛珍珠即在家中腾出地方，让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了进来。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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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影响了赛珍珠生活和思想。她读过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这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她开始了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了处女作《也在中国》，引起了一些文学评论家的注意。1925年，赛珍珠回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取得硕士学位。她主修的是英文系，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
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南京时，社会失去了控制，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真是危机四伏，赛珍珠也沦落为“洋难民”，离开了南京。当1928年夏回到南京时，她悲伤地发现她的大半家产被士兵和劫匪掠走了，整座院落成了军队的马厩和公厕。在整理房间时，她在一个小壁橱里惊喜地翻出一个木箱，箱中完好无损地放着她在母亲去世后为其写的《凯丽的传记》一书的手稿，后以《异邦客》的书名出版。
赛珍珠继续创作，将曾经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续写完成，取名为《天国之风》，给美国的朋友戴维·劳埃德寄去。戴维·劳埃德将《天国之风》的书稿分别寄给了20多个出版社，纽约的庄台公司总裁理查德·沃尔什慧眼识珠，很快便决定出版赛珍珠的《天国之风》，只是将书名定为《东风·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