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只强调创造性因素，强调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是如何改变一个时代的异域形象的。其实，从总体形象角度上看，揭示一种表面上看来新的形象如何摹仿既定原型的过程与形式，反而更有意义。因为它讨论的是某种超越历史变故的文化心理的因素或神话的因素。《大地》讲述了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的勤劳俭朴的生活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意义要素，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中，都早已存在。首先是对乡土生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这种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中。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的孔教乌托邦神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高尚的道德与质朴的生活。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民帝国。那里农民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农民，皇亲举行亲耕仪式，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先留下的故土上，幸福和睦。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推崇想象的那个中国，恰好就是《大地》用故事表现的那个中国。而且，狄更森《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绘的那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除了更加理想化外，也与《大地》具有相同的特征：“整个地区到处是富裕的农民，他们拥有着耕种着父辈们曾经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他们辛勤劳作……在从父辈手中继承的土地上，为亲人和朋友们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劳动将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富饶，再传到子孙手里。他们没有其他奢望，他们不在乎财富的积累；假如每代人中，有些不得不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的话，他们总是带着希望回到出生的地方，在那些他们年轻时如此亲密的面孔和情景之中度过晚年，而这些希望很少遭到挫折……” 最后还有本章开头引述的凯瑟林伯爵的那段话，所有这些作品，都在表现同一种原型，只不过各自表现的方式，接受的时代文化视野不同。
《大地》继承并表现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中关于田园中国的想象。如果说赛珍珠本人根据她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曾想超越这一想象传统，那么，西方观众读者对《大地》的接受，却从未超越这一传统。畅销的小说成为古老的原型的时兴转述。赛珍珠的《大地之屋》三部曲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的小说，多少暗示出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中国革命，正将那个深入到泥土之中的乡土中国连根拔起。三部曲的结尾是王元再也回不去他那块祖先的土地，尽管他还有着祖先的梦想。但很少有西方读者注意到这个阴暗的结尾，他们关心的是体现在王龙身上的乡土理念，那个西方想象中传统中国的象征。其实赛珍珠本人的观念中又未必不如此。约翰·福斯特(John Burt Forster)在他195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与中国人，1850－1950》中，详细分析了赛珍珠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后指出，赛珍珠真正感兴趣并表现得出色的是她理想中的那个传统的、乡土的中国：“显而易见，赛珍珠在中国的成年以后的经历，大多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到北伐军统一中国的早期。她作为一位描写中国的作家，她的主要贡献也体现在对中国社会而不是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上，实际上她的作品并不同情革命。赛珍珠努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她也确实如此--但她歪曲中国革命的写作，则使她不能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事业的朋友。赛珍珠说她要表现的是未受西方浸染的中国，实际上她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恰恰是在西方控制下的中国，而她又对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漠不关心。她歌颂的是垂死的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风土民情，习俗观念。无疑她在满清末年的少年生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影响着她创作，而后来中国的革命却并未引起她的注意……” 福斯特博士的论文中只注意到作家生活对创作的影响这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对她的创作的影响或制约。她在摹仿那种原型，表现她向往的乡土中国。诺思洛普·弗拉亥（Northrop Fry）在原型学批评理论中提出，作家不是摹仿生活，而是摹仿文学传统以及文学传统中的惯例与原型。
实际上赛珍珠与她的西方读者一样关注留恋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中的那个乡土田园中国的原型。一种文化一个时代中关于特定主题的典范之本，不是创造出一种形象，而是为那种文化和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生活中的原型找到了理想的表达式。文本的意义在于表现出作者与读者共同体验到的文化-心理原型。赛珍珠的《大地》风靡一时几乎不可思议，有人疑问也有人思考。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考恩(Peter Conn)对此分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出色的小说技巧。其次是时代背景，30年代大萧条，许多美国农民背井离乡，王龙一家的命运恰好能够感动他们。《大地》讲述的是“一个土地的故事，美国人非常熟悉这类故事。描写农民耕种土地的艰辛与努力，对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感召力"。最后，《大地》崇尚一种质朴自然的生活价值。王龙创业时是位高尚可敬的农民、致富后却开始堕落。小说的意义暗合了美国传统崇尚简朴自然的道德观念。"从清教徒到杰弗逊、梭罗到20世纪，美国文化一直推崇简朴生活，并将其当作民主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