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恩抚主义”态度，是美国30年代一度的“中国热”与中国的正面形象的文化心理背景。这种文化心理背景的创造者或奠定者主要是美国传教士。义和团事件之后大批的美国传教士带着所谓的“天赋使命”进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约3000名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一半以上都是美国人。这些传教士不仅向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政治，也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他们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等待光明的黑暗大陆，把中国人描述成一群无知但善良的望教徒。正是这些传教士在美国文化心理上奠定的中国形象的基础，为他们的儿女（赛珍珠的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的小说创造了畅销的条件。1931年《大地》出版，是继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又一次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中国热”出现的标志，或者说，是一个起点。
《大地》创造了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人在这个中国形象中看到普遍人性，也看到他们自身的某种美国精神，甚至体会到“恩抚主义”带来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满足。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所谓的正面的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深化。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侵华。美国人发现真正的黄祸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中国变成了值得同情的受难者。恩抚主义心态使他们的同情迅速进展为友爱甚至敬慕。美国人开始想象无数个像王龙那样热爱土地的农民变成不屈的战士，用生命保卫祖先的土地。这种形象的创造，得力于另一位传教士儿女--亨利·卢斯(Henry Lucy)。
几千名传教士在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构成的自由世界的西方形象，结果是中国距离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越来越远； 他们的两位出色的儿女在西方介绍一个纯朴善良、坚毅勇敢的中国人形象，结果却是使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戏剧性地拉近了。亨利·卢斯生长在青岛，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儿子，在他身上，上帝与玛门完美地合作，他所控制的美国三大杂志《时代》、《生活》、《财富》，几乎奇迹般地影响着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如果说赛珍珠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着于土地，眷恋家庭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农民形象，那么，亨利·卢斯控制的三大媒体，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背景上，进一步将这些故土上耕耘的农民变成守卫故土、抵御外族入侵的不屈的战士，而且，他们拥有了自己出色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亨利·卢斯以传教士的信仰与热情指导他的媒体，他要求他的杂志按照美国人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报道中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报道中国，他希望在这些报道中，美国公众认同一种价值，而不是认识一种事实。20世纪30－40年代，这三大杂志坚持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它们所塑造的那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的坚强不屈的中国形象，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从而将美国兴起的中国热推向高峰。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是美国的中国形象最美好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相关。《大地》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另外两点便是：一、蒋介石政权基本控制了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二、日本侵华的暴行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逐渐统一中国，在中国有可能重建统一与秩序。这样既符合美国的在华贸易与传教的利益，又能让美国人体会到中国主权与和平的监护人的恩抚心态。日本入侵及其在华的一系列暴行，引起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同情，中国政府有限的抵抗，又让美国人看到苦难中的希望。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正从冷漠到关注，从同情到敬慕转化。1938年美国的一次民意调查(Gallup Poll)表明，美国人第一关心的是俄亥俄州的洪水，其次就是日本侵华。如果说日本侵华在美国赢得的只是社会一般文化心理上对中国的关注与同情，那么，珍珠港事件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与同情就有政治军事意义了，中国突然成为美国的政治军事盟友，尽管像孔华润所说，只是一个“二流盟国”。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如果说1931年代表中国形象的人物是一对中国农民夫妇--王龙与阿兰，1941年代表中国形象的则是一对领袖夫妇--蒋介石与宋美龄。他们分别出现在《大地》小说中和《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抗战期间，蒋宋夫妇成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代表。美国主要媒体上塑造的蒋介石形象，恰好符合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期望。在政治上，他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民族的国家，他对美国是友好甚至仰慕的，不断请求援助以满足美国的“恩抚”心理，听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建议，与美国和西方自由国家结成伟大同盟，抵抗法西斯暴徒，率领中国人民与日本入侵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遥远的亚洲泥潭里牵制了大批的日本兵力，使日本不可能进一步入侵美国。在宗教文化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甚至美国南部美以美会教徒（蒋介石为娶宋美龄促成蒋宋联婚，1927年受洗入基督教，领洗教派为美以美会），他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新生活运动”，在美国人的眼里实际上就是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时代》杂志的报道完全是一段感人的圣徒行迹：首先是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中国匪首杨虎城绑架了在中国创建民主与基督教的民族国家的领袖，其次是蒋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每日靠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40个日夜，他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人走出苦难。蒋介石成为1937年度《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杂志许诺，如果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入侵者，他将荣获“本世纪的亚洲男人”称号。蒋介石可敬，宋美龄既可敬又可爱。她是一个具有美国心灵的天使，她将体现在基督教与民主中的美国精神带到中国，是她感化了中国的领袖蒋介石，使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带领亿万中国民众走出异教的黑暗，进入主的光明之中。自利玛窦那一代传教士就已有的归化中国皇帝的传教理想，终于实现在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信奉基督教的美丽的中国小姐身上。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在中国的意义是蒋宋两大家族的联合，在美国的意义是，美国式的基督教与民主与中国的联合。1942至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她在国会的讲演，赢得了空前的掌声，讲演又通过广播与杂志报纸传遍全国，赢得了美国大众的心声。她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讲演，每场听众都多达数万人。直到1948年，美国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宋美龄在美国公众最敬仰的女性中，仍位居第二，仅次在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