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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来稿交流 >> 来稿选登 >> 农民田园与"领袖"国家:"恩抚"中国的自恋想象

赛珍珠写的是中国故事,却表现出某种美国精神,她使她的西方读者、观众在小说与电影中,体会到中国人的“人性”。在西方历史尽管有歌德那样的大师一再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具有共同的人性,但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却始终赋予中国人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东方性",强调中国事务中国人与西方的相反特征,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想象。赋予中国人以“人性”,进一步的同情甚至敬慕才有可能产生。在《土地之屋》三部曲的“前言”中,赛珍珠表示:“第一部(指《大地》--引者注)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他是一个远比普遍农夫更丰富的人,这个人栖息在土地上,并永世不离土地,但他只将土地当作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家庭的兴衰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 赛珍珠在这段话中说明了小说的意旨,它不仅是中国农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地主--的故事,也是有关人类普遍生活方式与意义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大地》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让美国甚至欧洲的读者与观众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自身自然质朴生活的意义,在关于中国的小说中,看到自身。

30年代美国与西方的时代精神,既是《大地》产生的条件,又为《大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有人注意到大众文化中中国人的形象从阴险狡诈的傅满州到纯朴坚毅的王龙的转变,中间有一个过渡人物,就是陈查理(Charles Chen)。华人侦探陈查理的形象最早出现在1925《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连载的毕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小说《没有钥匙的房子》里。陈查理是出生在夏威夷的一位华裔侦探。“身材矮胖,但走起路来脚步像女人一样轻,脸像婴儿一样丰满,皮肤平滑,黑色的头发非常密集,斜吊着琥珀式的眼睛。” 陈查理的形象虽然不像傅满洲那样邪恶,也并不“高大”。他讲的英语经常出错,但比一般中国移民还是要好。他属于那种已经美国化的中国人,除了他随口引用的某些陈腐的中国格言,就看不出他有什么中国特征。他喜欢说“孔夫子说”之类的口头禅,但很少提到中国,除了偶尔几次,比如他对一位年老的仆人说他可以回故乡了。“重见你生长的村庄--走在你将安息的土地上”。 陈查理是个过渡形象,他仍具有某些西方人想象中中国人的怪异可笑的特征,但基本上已经是正面形象了。从1925到1932年间,毕格斯一共发表了6部有关陈查理的侦探小说,风行一时,研究都认为:“陈查理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形象与对中国人的态度的转变,标志着美国关于中国人的套话(stereotypes)的转变。过去的‘异教中国佬’(heathen Chinese)让位给一种新的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这种形象尽管仍有些类型化和种族主义色彩,但无疑已多了些人性特征也有些动人了。陈查理是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体现的那种新观念正在广泛流传并扩大影响”。

20年代后期美国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转变,义和团与黄祸恐慌的阴影冲淡了,中国形象中的肯定的人性的内容开始出现。这是《大地》风行的条件,同样的倾向多少也出现在欧洲,尽管精神背景并不相同。义和团与黄祸恐怖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自身的战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远东,其间中国劳工到欧洲援战,曾经破坏了某些法国人从18世纪继承下来的中国想象,但并未改变整个社会大众普遍的中国形象。一战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意义,同时也反思东方文明的价值。罗素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着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 罗素推崇某些中国价值,在欧洲知识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观念很少波及大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欧洲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讲有所转变,那么,带来这种转变的正面价值也主要体现在精神内容方面。中国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像一道光晕一样,环绕在中国形象外围,但内心仍是黑暗一团。贫困、饥荒、瘟疫、战乱、愚昧、野蛮,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改变。马尔罗在小说《西方的诱惑》中借助一位中国哲人的口说,中国的心已经空了,将难免有大难。所以当希尔顿想虚构一个中国乌托邦时,只好将知识地图上的“地点”移到中国的边缘,一个未知的,既在中国又具有某种非中国性的地方。

洛莫尔曾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傅满洲让我一举成名,就因为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觉得这话说得太离奇了,稍后他又做了补充:“我对唐人街还略有了解,但那是完全另一码事。” 傅满洲是一个纯粹的虚构,这个形象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威胁着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阴毒的中国人,而在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的白日恶梦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表现出该文化的某种受虐式恐慌。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感觉到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中国人(唐人街的中国人)的形象。陈查理的形象消解傅满洲恶梦的恐怖。这个中国人的形象之所以不再有危险甚至还有某种可笑的可爱,那是因为他虽在美国本土但远到夏威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太平洋上,他虽是中国人但已经美国化了,而且似乎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作为他者形象,体现着一种异已力量。距离使人感到安全也可能产生美。王龙的形象代表着那些远在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眷恋故土,不可能远涉重洋在美国或欧洲滞留不归。他们生死在那片由田畴与墓碑构成的遥远到神话的国土上,像植物那样寂静。因此,中国形象由距离产生美。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遥远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有关中国的正确形象,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迫近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中国货,都可能让西方人感到莫名的恐慌,于是,傅满洲的阴影迅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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