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阿兰，蒋介石、宋美龄，前二者是小说中的人物，后二者是历史中的人物，但作为美国的中国形象的代表，实际上都是虚构，是美国文化用不同类型的文本借助不同的传媒手段创造的代表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与其说明中国的现实，不如说明美国文化的期望与想象。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指出，美国的中国形象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人关于自身的看法，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想去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只是按照自己的期望与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塑造中国。这其中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卢斯控制下的美国三大杂志在美国公众间创造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卢斯以传教士的热情与方式传播新闻，他相信美国民众应该从从他的媒体中接受到"正确有益"的消息。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寻找美国与中国的类同点，以文化心理暗示的方式使美国公众接受并关注中国，二是美化中国政府与军队，三是美化中国的化身蒋介石与宋美龄。杰斯普森分析：“继1936年11月《时代》与《财富》的一系列报道之后，《生活》又进一步地加强了有关中国的正面印象的报道，三大杂志连续数年一直尽可能地刻意地美化这个‘中央王国’。他们不断强调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在地理甚至历史上的相似性。”如将蒋介石称为“中国的华盛顿”或“宁波的拿破仑”，将北京称为“中国的波士顿”，上海为“中国的纽约”、南京为中国的“华盛顿特区”，这种类比性修辞一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便造成大众心理上的一种亲切感。“第二个一贯坚持的编辑政策是只正面报道中国政府与国民党军队。时代公司下属的杂志，从来都是迅速报道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成就与战绩”，称赞耶鲁的孔祥熙如何坚定，哈佛的宋子文如何精明，陈诚将军如何出色地守卫着战时的首都重庆--中国的匹茨堡。国民党新一代的军官“坚强、智慧、年轻、热情”，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第三点有关中国报道的编辑政策是坚持从30年代即已开始的美化蒋介石的策略……1938年《时代》的封面文章歌颂“蒋介石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统一，为国家经济注入了活力，创立、训练并装备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发动了一场民族道德自新的运动……” 卢斯与他的下属、朋友，那些来往于中美之间的传教士、记者们，并非不知道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并非不了解蒋介石的道德与能力，但他们并不报道这些。他们是按照他们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来报道中国的。他们的新闻著作，与赛珍珠的小说同样，都是在虚构中国。
以卢斯领导的美国三大杂志为代表的媒体美化中国的运动，在美国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在战前影响到欧洲，二战爆发后，欧洲自顾不暇，下面的中国形象在欧洲就没有延续下去，除非英国、法国将中国当作盟国的一些报道，还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的余波。卢斯通过传媒制造中国形象的奇迹，恰好可以用来说明现代传媒帝国的文化霸权与垄断及其创造现代神话的问题。杰斯普森甚至指出卢斯等人通过媒体误导虚构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失误以及最后“丢失中国”的结局。实际上这仅仅注意到问题的一面，现代传媒理论中关于传媒帝国的批判，只注重到传播者的作用，忽视了受众与媒体的功能。社会大众并不是所谓“被动的一群”。他们在接受信息，同时也在选择、创造信息。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与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们注意到一种异域形象在传播过程中多方参与，不断创建变异的过程。实际上在媒体创造的中国形象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广的传播者与受众共享的文化心理语境。它为这种中国形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与诠释其意义的符码。卢斯的媒体王国在创造这种中国形象，美国大众也在召唤这种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提供的中国形象，正是美国大众文化心理此时要求他们提供的，他们只不过为大众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原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表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