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听文化的伟大倡导者马修。阿诺德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举旗人，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举旗人一样。如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举起，自然也就极大地占据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灵，而品行则被视为寻常的事。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意品行而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们向往品行、持恒、性格……不仅如此，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知识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崇高的正义。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有一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一语道破：“没有一种炼金术能够点铁成金。”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需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
以上三段话是《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结语，也是全书最重要“经典之语”。明恩溥与额尔金勋爵不一样，额尔金是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明恩溥是个牧师，在中国交过不少朋友，也做过一些好事，可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他们两人在对中国人的看法上则惊人的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在具体表达上有些区别。额尔金认为中国古老的文明全身都有“缺陷”，都在“衰退”，为了不致在未来的竞争中被淘汰，必须皈依基督教。而明恩溥则痛感中国人“不注意品行”。中国人如不改变自己品行的劣根性则非重蹈希腊的覆辙不可。为此，“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结论是：“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但为了能获得基督教文明，中国必须仰赖外力的介入，让外国人前来传播基督教，就像当年允许“恺撒在英国登陆、威廉侵入英国”一样。曲终而奏雅，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宣布，为了“正义”，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品行”，西方人就可以向中国诉诸武力吗？
《中国人的素质》发表于一八九四年，但直到现在仍是美国人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一本必读书。需要指出的是，明恩溥对中国人的看法还算是比较“温和” 、比较“友好”、比较“中肯”的。其他的不“文明”，不“友好”，不“中肯”的诸君就可以想见了。
明恩溥比赛珍珠大四十六岁，但他寿命长，《大地》问世，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健在，他两人还算是同时代的人。明恩溥想必读过赛珍珠的作品；而赛珍珠的小说则是直接瞄准明恩溥的，两人在唱对台戏。美国读者是相信小说家赛珍珠好呢，还是相信学问家明恩溥好呢？
七
以上我们从文学、种族、宗教三个层面上探讨了赛珍珠所以遭到贬斥的原因。
这三条原因中的第一条即文学上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还是堂而皇之，颇有一点道理。其实则未必。
首先，事物是对立的统一，上下高低，内外表里共居一体才是事物。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学从来就有“雅”“俗”之分，“雅”文学与“俗”文学从来上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标新立异，争奇斗妍固然是人类的追求，但妇孺皆知，老少同乐也是人类的需要。人们赏识曲径通幽、引而不发、迷离朦胧、欲辩难言，但也并不拒绝开门见山，大刀阔斧、径情直遂、酣畅淋漓。含苞未放是一种美，可深入浅出也难能可贵。一时的追求不能取代永恒的需要。“雅”文学的合理存在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否定和贬低“俗”文学价值的理由。
其次，所谓“雅”与“俗”是相对的，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此时此地认为“雅”的作品，易地易时而处，就不尽然；今天当作“俗”的小说，明天兴许会说它“雅”。再说，“雅”与“俗”也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许多作品，“雅”与“俗”搀杂相间，难解难分；还有的作品，根本就无法分起“雅”“俗”。《红楼梦》算是是白话通俗小说，但其意味之深，情趣之雅，几乎没有作品可以望其项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中，脍炙人口的段落俯拾即是。就是赛珍珠的作品也尽是非“俗”，《大地》中关于阿兰、梨花的刻画以及对王龙恋土情结的描写就相当细腻动情。至于传记《放逐》和《战斗的天使》显然就无法判定它们究竟是“雅”还是“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