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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逐》是写她母亲凯丽的一生。以“放逐”来概括母亲献身传教的一生,显然含有为母亲鸣冤叫屈的意思。所谓“放逐”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既是指远离故土,漂泊异国,更是指精神和信仰上的失落与迷茫,即她既有国难归,有家难回,又在思想深处与上帝乃至与与丈夫分道扬镳,从而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与归宿。
凯丽为两个问题所苦恼:一是究竟有没有上帝;二是人生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她出身于一个清教徒世家,祖辈的传统和母亲临终前的谆谆嘱托培育了她的宗教情结,使她早早地作出了皈依上帝、献身传教的选择。然而,她是一个务实而又顶真的人,打从决定献身上帝之时起,她就渴望一睹上帝的真身,看一眼上帝显灵的痕迹,无奈却终不可得。这以后,当她遇到危难,特别是在她的子女生命垂危时,她又一次次地恳求上帝伸出救援之手,可上帝竟还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于是,她渐渐地对上帝感到失望起来。
  她生性热情爱美,她情知这是宗教徒的大忌,是背离上帝的一种“邪恶的表现”。为了抑制这种“邪恶的表现”,她终生都在与自我进行不懈的斗争。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邪恶的表现”,很难彻底泯灭。为此她感到痛苦。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关心公益,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她也确实无法完全按宗教清规戒律行事。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人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着?是为侍奉上帝呢,还是为自己活得更好?怀疑终于产生了。与此同时,她与丈夫安德鲁的矛盾、隔阂、分歧也日趋尖锐,愈演愈烈。他们生了七个孩子,可他连给孩子穿件衣服,系个鞋带都不会。不管家里有什么急事,每天他照例要作长长的祷告。他不通人情,不识人间烟火,不看戏,不读小说,他活着不是为自己,为家人,而是为上帝,为灵魂。他的这种厌弃一切人间娱乐的禁欲主义,以及他的不尊重妇女、不体贴妻子的圣保罗似的大男子主义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人生的感悟和理性的思考使她最后认识到人生的真谛既不是为了侍奉上帝,也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而是为了享受人间快乐与美好。弥留之际,她不让丈夫靠近她,也不愿聆听要她“耐心等待上帝、信赖上帝”的乐曲,而是苦中作乐,强打精神欣赏护士小姐为她翩翩起舞;回顾自己的一生,她感到欣慰的不是她曾经侍奉过上帝,宣传过上帝,而是她“毕竟获得过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她“哺育过小孩,有好的土地开辟为花园、窗前飘逸着有褶裥的窗帘,我可以见到群山、山谷和天空,我有书,有音乐——还有为之工作的人们。”
  传记《放逐》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细致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女传教士对自己人生选择的反思。传记说是一个女传教士对遭受“放逐”的不满,其实写的是一个女基督徒对于人生的醒悟和人性的回归。
  从基督教的立场看,《放逐》显然是一本离经叛道之作。对此赛珍珠有自知之明的。这本传记其实是赛珍珠的处女作。它早在一九二一年她母亲逝世后不久就写好了。所以迟迟不将它推出,一则她不仅身为传教士的女儿,自己也挂着传教士的身份,这样做必为教会所不容;二则,书中对老父多有不敬,不想在他在世时发表。
《战斗的天使》是赛珍珠为父亲安德鲁写的传记。作品是《放逐》的继续。乍一看,这部作品似乎与《放逐》很不一样,简直是大相径庭。在《放逐》中,安德鲁是挨批评的对象,而在这部作品中,安德鲁却摇身一变,成了受表彰的“天使”。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是经过十五年(《战斗的天使》比《放逐》迟写十五年)时间的推移,作者对父亲的态度变了,还是两本书写的原本就不是一个人?都不是。安德鲁还是那个安德鲁,作者的看法也没变。《放逐》写的是凡人安德鲁,妻子、女儿眼中的安德鲁,在她们的眼中他确实是不通人情,不识人间烟火;而《战斗的天使》要写的则是“天使”安德鲁。何谓“天使”?书前援引的《世纪词典》说得明明白白:“天使——神灵序列之一级,乃上帝的侍奉和信使,即世人通常所谓上帝用来维持宇宙万物、特别是人类秩序的代理人。通常被归入没有肉体的睿智之辈。”(5)说简洁一点,“天使”就是侍奉上帝的没有肉体的睿智之辈。安德鲁有老婆,有孩子,本是滚滚尘埃中的一个凡夫俗子,可他在当上了海外传教士后,忘乎所以,俨然以“天使”自命,以“天使”自诩,做起了常人做不了的事。他的天平无疑是向“天使”一头倾斜的。关于这一点他妻子凯丽看得很穿,说什么他不是个凡人,以凡人的眼光看不懂他。他的女儿也终于醒悟到,要看懂老爸,理解老爸,不可把当一个凡人,而必须将他一个“超凡入圣的天使”,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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