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

　　初读《战斗的天使》，我们可能会觉得作者似乎是在为父亲评功摆好，揄扬表彰自己的父亲，但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其实在那看似肯定的叙述中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悲哀，一种含泪的无奈。
　　《战斗的天使》与《放逐》是一个整体，要读懂它们应该对照着读。
　　这两本传记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放逐》以直露见长。如前所述，《放逐》是作者的处女作，其时写作经验尚少，还不谙为为文的曲折之道；其次，年少气盛，顾忌本来就不多；更主要的是，其写作的动机是为母亲鸣冤叫屈，只是为了纪念，为了发泄，本来就不打算发表，图的就是一吐为快，故行文特别放得开，径情直遂，无所顾忌。作者不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妄论上帝之有无，还不时跳出来为母亲说话。而《战斗的天使》则以曲折取胜。写法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原因的。首先，写作的对象变了。安德鲁不同于凯丽。凯丽对上帝、对基督教从小就持有怀疑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她是被迫的，受骗的；而安德鲁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侍奉上帝，尽忠上帝，为弘扬基督教卖命的一生，为他立传不能回避他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二，安德鲁的亦人亦神的表现本身就极具生动性、戏剧性和讽刺性。　　　三，写这本书时，，赛珍珠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已由一个“丑小鸭”，变成了一个“白天鹅”，从一个传教师的女儿，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世界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她与美国教会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并已被迫辞去教职。作为一个知名作家和公众人物，对整个西方世界视为神圣的基督教及其对传教事业，她的创作，她的表态不能不慎之又慎。四，作品是靠形象和故事说话，对于作家来说，曲折隐晦的冷嘲热讽较之剑拔弩张的抨击往往更有力量。基于这些原因，赛珍珠在写作《战斗的天使》时转而采用了引而不发，曲径通幽的表达方法，即明褒实贬和褒中有贬。明乎此，读《战斗的天使》就好懂了。
　　两本传记的写法尽管不同，但其主题是一以贯之的。二者都是通过人生的回顾从人性的角度对宗教进行思考。《放逐》写的是人性的复归，而《战斗的天使》写的则是人性的异化。凯丽虔诚地要做一个崇高的基督徒，与自己身上的所谓“邪魔的天性”即那种热情、务实、爱美、爽朗的性格斗争了一辈子，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安德鲁相反。他一生侍奉上帝，宣传上帝，尽心尽责，一条道走到黑。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心安理得，无怨无悔。他孜孜以求，高高兴兴地要做一个“战斗的天使”，而不惜丧失和泯灭自己身上的人性。
　　作者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她并不掩饰自己对母亲的批评和不满。看得出她内心深处还是觉得母亲的醒悟和反思来得晚了，也还不够坦然，不够彻底，不够坚决，但她对母亲的转变是衷心拥护，拍手叫好的。她不无热情地在回顾和刻画她父亲作为“上帝的天使”不屈不挠的“战斗的一生”，可心里却在为他惋惜，为他叫屈。母亲的一生显然比父亲活得更累，更痛苦；但父亲活得更可怜，更可悲。母亲一生虽然活得累，活得痛苦，但在弥留之际总算迎来了觉醒，总算最后还是懂得了人究竟该怎样活着。父亲一辈子看是心想事成，无忧无虑，其实是走火入魔，执迷不悟。他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殉葬品。
　　《战斗的上帝》是《放逐》的继续，也是赛珍珠对宗教，准确的说，是她对基督教及其传教事业的进一步思考。在《放逐》中，凯丽是以基督教的信徒的角色出现的。她所以皈依上帝，是真心实意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随丈夫来中国传教，默默无闻地当一名助手，也是为了信仰。她基本上是一个受害者。安德鲁则不然。他不只信教，而且传教。对于他来说，基督教是信仰，更是“事业”。他不仅自己要做信徒，还要让别人做信徒。他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信徒，更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传教师；他是受害者，更是施害者。如果说《放逐》的文章做在“信仰”上，那么《战斗的天使》的中心则是“传教”二字。
　　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安德鲁如此执迷不悟，如此走火入魔？他为什么要那样不安分守己，非要飘洋渡海，远走他乡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呢？就仅仅是宗教的原因吗？就仅仅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和忠诚！下面是他的女儿赛珍珠的回答：
　　有人会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他的宗教使他充满了那种力量。对此结论，我一刻也无法容忍。宗教与此毫无关系。如果他的悟性较差，他就会去选择一个较差的上帝；如果他生在今天，他就会去选择另一个上帝。但不管他怎样选择，对他来说都是有着同样分量的上帝。不管他干什么，他都是一心无二用，就像使剑那样目标单一。事实上，由于他生于那样的时代，出自那一富有战斗精神的种族，他选择了他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上帝，并进而向普世布道，要世人知道他的上帝是唯一真正的上帝，万众必须向他敬礼。这是精神上的堂皇的帝国主义，令了令人难以置信。只有曾经过其哺育而又成熟地超越了它的人们才能理解。大多数人尽管身在其中却不知道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